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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明显下降。为了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生育补贴制度，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放育儿补贴。这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进入以“引导”和“激励”为导向的新阶段。作为直接缓解家庭育儿成本的重要手段，育儿补贴制度的推出不仅关系到家庭福祉，更关乎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大局。
当前，我国许多年轻家庭面临“养不起”“没人带”的现实育儿难题。除了经济负担，家庭还承受着沉重的时间和精力压力。尤其是母亲，在孩子年幼阶段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照料任务，不仅减少了劳动时间，还影响了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
生育行为带来的冲突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较高的育儿成本、公共托育资源不足、女性就业压力等因素叠加，使一些家庭对生育孩子充满顾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有必要通过制度性安排，将育儿成本部分转由社会分担，从而降低家庭的生育门槛和风险预期。
从国际经验和国内探索来看，育儿补贴具有多重积极作用。一是能直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现金补贴虽然不能完全覆盖育儿成本，但可以在关键阶段（如0～3岁）起到托底作用，缓解年轻家庭抚养焦虑。二是有助于支持高质量就业。对于职场父母而言，经济支持能够减轻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顾虑，特别是帮助女性更好地在职场中坚持下来，缓解“因育弃职”的焦虑。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也有助于发挥女性的人力资本潜力。三是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平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是社会对家庭育儿责任的共担机制，有助于逐步打破“母亲主责、父亲次要”的传统角色分工，配合其他政策如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助推性别平等迈出实质性步伐。
放眼全球，多数低生育率国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育儿补贴制度。北欧国家以其普惠型家庭福利著称。例如，瑞典对每个孩子提供固定月度儿童津贴，同时配套高质量的公共托育服务。在这些国家，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很高，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也很高，有效实现了“生育友好﹢职业持续”的双赢局面。日本则采用“现金补贴﹢服务支持”的双轨模式：一方面，政府对每名儿童按月发放津贴，加大对多孩家庭补助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对保育园建设和幼儿教育免费化的投入，解决“入托难”问题。尽管日本生育率仍处于低位，但其综合扶持政策对减轻家庭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抑制了生育率继续下滑。这些经验也表明，仅靠经济补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生育趋势，必须与托育服务、家庭支持、性别友好制度协同推进，才能形成系统性支持体系。
近年来，我国已有多个地方开始试点育儿补贴政策，一些省份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一次性（或按月）补贴。这表明政策方向逐步从“鼓励”迈向“实质支持”。真正建立覆盖广泛、标准明确、机制稳定的国家育儿补贴制度面临三大挑战。第一，财政可持续性。确保政策长期运行，是制度设计的关键。第二，公平性与普惠性。目前多数补贴聚焦二孩、三孩家庭，尚未全面覆盖一孩家庭。实际上，如果对生育第一孩政策支持不足，生育意愿仍难以有效提升。第三，协同机制。育儿补贴应与产假、托育、教育、住房等政策形成联动，避免“单点突破”效果有限。
育儿补贴制度不是“万能钥匙”，但在缓解育龄家庭现实困难、稳定生育预期、改善人口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施育儿补贴制度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养育子女不只是家庭的“私事”，也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关注的“公事”，更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起公平、普惠、可持续的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迈向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步，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务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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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茅倬彦
编辑：管仲瑶
校对：李诗尧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