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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建设就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特征。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艰难环境下，构建一套既能保障革命战争物资供应，又能满足根据地民生基本需求、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建设牢牢贯彻群众导向的工作方针，群众路线将党的金融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成为推动根据地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并助力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源泉。
根据地金融建设中
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
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经济金融工作时明确指出：“要开辟广泛的群众路线，与广大群众合作。没有群众观点，不与广大群众合作，而单纯依靠物资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绝不能完成任务。只要与广大群众合作，就不愁没办法，办法会层出不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也是这样践行的。无论是苏区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都密切依靠群众，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在根据地金融建设的起步阶段，资金极度匮乏成为制约发展的首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困境，中国共产党积极行动，全方位发动群众，运用多种策略广泛筹集资金，发行公债便是极为重要且成效显著的举措之一。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500万元。为推销建设救国公债，各地组织公债推销委员会，设立宣传队和突击队，组织“说服团”等，一面宣传一面推销。到1941年12月，认购618万元救国公债，超过计划发行数额118万元。对此，毛泽东曾谈道：“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
发展合作社也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展金融的重要举措。信用合作社作为根据地金融体系扎根基层的关键组织，在调剂农村资金余缺、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早在苏区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就提出信用合作社一定要发挥“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和借贷”“抵制私人的高利剥削”的作用，信用合作社的建设历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信用合作社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察冀边区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拿出自己有限的积蓄入股信用合作社。他们不仅是资金的提供者，更是合作社日常运营管理的积极参与者。社员们共同商议制定贷款规则，根据每一位社员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严格审核贷款申请。中国共产党明确坚持的原则是：“对信用合作社既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统治利用，只有信用上的撑腰和业务上的指导。信用社的业务、规章制度、利率等，要由社员讨论决定，在资金上也要组织群众资金入股。”这些信用合作社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地货币斗争的胜利，也始终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日军在冀中推行伪联银券，冀中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反假币小组”，走街串巷宣传伪币的危害，还协助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破坏伪币的运输线路。在胶东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发起的“反伪币”斗争，参加拒绝使用和收存伪币的运动。群众的力量在货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陈毅所说的，有了“人和”，敌人就会变成“我们这人山人海中的孤岛”。
满足群众要求为导向的人民性
根据地金融坚持群众性原则，尽力满足群众的金融需求。根据地内不同群体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金融需求也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敏锐洞察到这一特点，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了极具针对性、因地制宜且因人而异的金融政策。对于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群体，金融机构专门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助力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在陕甘宁边区，边区银行为推动当地手工业发展，于1942年设立手工业贷款专项。当年，该项目发放贷款金额500万元边币，帮助众多手工业者购买了原材料、更新了生产设备，使得边区的手工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对于遭遇自然灾害的群众，根据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启动救灾贷款机制，及时发放救灾贷款，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1943年，晋冀鲁豫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冀南银行紧急调配资金，发放救灾贷款300余万元冀南币，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急需的生产生活物资购买资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42年1月，边区政府要求食盐运销数量要达60万驮（公盐6万驮）。尽管边区各级政府作了部署，但是运盐过程中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刚开始时，人民对运盐的情绪普遍不高，有个别群众甚至借口交公债卖掉牲口，以避免驮盐。对此，边区政府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在完成运盐任务的同时，确保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且从中受益，实现了公私利益的有效结合。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全面总结边区财政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他指出：“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金融的稳定，必须通过发展生产，获取更多物质资源来实现。
正是按照这一方针，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奖励劳模，努力向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同时，积极从金融上扶持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按照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的要求，边区银行设立农贷办事处，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逐年增加农业贷款，贷款额度从1942年的800万元增至1945年的59900万元。边区通过发放耕牛、农具、青苗等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不少困难。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此高度肯定：“去年经济建设的成绩是空前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获得人民的支持，正是以满足群众要求为导向的人民性的深刻体现。
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密切依靠群众，根据地成功筹集到大量宝贵资金，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这一体系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持续且稳定的物质保障，确保了军队的物资供应和各项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以精准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制定的金融政策，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显著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巩固了革命的群众基础。深入研究抗战时期根据地金融建设中的人民性，对于深刻理解党在革命时期金融实践的独特历程、传承红色金融基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 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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