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高峰时期。《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就是这个高峰的见证。在这一章节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从经济交往的维度记录了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力说明了“三交”既是各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也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若水之趋下”：
中华民族“三交”的历史取向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为什么各民族能够不断连结和凝聚在一起？《史记·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就指出，“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模式“几无行矣”。他认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将人们连结在一起。司马迁深刻地洞察到，农工商虞等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并非“政教发征期会”的结果，而是“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正是经济交往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分隔模式，把各民族连结起来。为此，《史记·货殖列传》把夷、狄（翟）、乌氏戎、滇僰、乌桓、夫馀、秽貉、朝鲜、真番等众多族群的经济交往和相互影响联系起来，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开发中华大地的生动画面，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三交”的历史实态。
秦汉作为前后相继的“大一统”王朝，开始创建全国性经济体系。《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了秦汉时期空前广大的疆域。司马迁按照经济因素、地理因素和物产分布，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山西、山东、江南以及龙门碣石以北。山西盛产材、竹、谷、纑（lú）、旄（máo）、玉石；山东盛产鱼、盐、漆、丝、声色；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旃裘、筋角；长江以南为江南，盛产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每个大区域又被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域，进而形成了“大一统”政权下较为完善的区域经济体系，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三交”之经济地理基础的整体性描述。
从4个地区各具特色的物产可以看出地理条件导致的区域性、区域生产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秦汉时期商品的自由流通性进一步加强，族群间的经济交往频率进一步提升，全国性市场逐渐开始形成，为促进中华民族“三交”夯实了经济基础。
“岂非道之所符”：
中华民族“三交”的基础性力量
在中华民族“三交”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将各民族连结起来的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向心力。而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
秦汉时期，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不同层级的经济都会的形成和发展。《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经济都会有21处，其中明确称“都会”的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9处。这些地方大多是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所在地，由旧都城转变为经济都会。另有雍、栎阳、咸阳、长安、杨、平阳、温、轵、洛阳、江陵、陈、合肥等12处，虽不称为“都会”，但经济作用较一般城池更为显著。这些经济都会共同构建了全国城市网络的雏形。当时还形成了全国经济中心和财富中心——关中，“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农业上，关中“膏壤沃野千里”；交通上，“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贸易上，南通巴蜀，有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可以输入，西有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四地，可以将羌中之利、戎翟之畜输入京师。
经济都会的形成，大多与区域间、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密切相关，经济都会的形成又进一步推动了区域间、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增进了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例如，杨、平阳、温、轵四地虽然是汉河附近普通的县治，但是经济地位重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也就是说，杨和平阳向西与秦地、翟地贸易，翟多指北方少数民族。杨和平阳或溯汾水而上，或越黄河而西，具有与北狄等游牧民族进行贸易的地理优势。种、代在龙门碣石以北，属于畜牧区或半农半牧区。“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 温、轵二城为汉河内郡的属县，“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由上党、赵、中山运输到洛阳的货物，一时不能渡河南运，要在黄河之滨暂时存置。温、轵由此发展成都会。显然，杨、平阳、温、轵四地成为经济都会，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关。
秦汉时期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经济体系，极大增进了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促使中华民族“三交”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交往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说明中华民族“三交”的历史取向是自然而真实的，正如司马迁所言，“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召而自来”：
中华民族“三交”的多重向度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三交”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在经济交往中，各民族作为共同的主体“不召而自来”，展现了中华民族“三交”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中华民族“三交”是多重向度的，《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的记载就是例证。《史记·货殖列传》开创了为商人立传的先河，专门记述了秦汉时期13位有名的巨富之人，所谓“贤人所以富者”。其中有一位位列王侯的乌氏戎商人乌氏倮。在今天的甘肃平凉西北和宁夏固原东南地区，曾经居住着乌氏戎，其中有一位名为“倮”的乌氏戎人，他经营畜牧业，以牲畜换购各种奇珍异宝和丝织品献给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为秦朝提供了战马，所以能够“比封君”。乌氏倮的故事，真实再现了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三交”是自然的、多向度的。
中华民族“三交”的多向度还体现在民风民俗的变化上。《史记·货殖列传》虽然主要描述地理物产和治生之术，但司马迁并未停留在静态描述上，而是动态地分析了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相互影响，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经济交往深化带来的民风民俗之变，体现了各经济文化区在交融汇聚中共同性不断增加。
《史记·货殖列传》对民风民俗的记述还表明，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开始传播至更遥远的地方。上述各经济都会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说明关中文化向西北广泛传播。司马迁对楚文化圈的描述最详细。他把蜀地之外的南方文化，统统列入楚文化圈，又把楚文化分为西楚、东楚与南楚3个小文化圈，三者既有地域文化特性，又有超越地域的共性。如，东楚的风俗与位于西楚的徐、僮相似。同时，东楚的朐、缯，由于靠近齐国，所以“俗则齐”。南楚之俗“大类西楚”，也就是有楚文化的共性特征。在南楚，浙江以南的风俗接近越人。合肥“受南北潮”，“与闽中、干越杂俗。”“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九疑为南岭支脉，儋耳为今海南儋州，二者都与南楚相距甚远，且有南岭相隔，而江南文化可以传播到那里，体现了文化交融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表明，秦汉时期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进一步深化，“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三交”的历史取向。正如史学家白寿彝评价《史记》时所说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打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牛锐 王琪
制作 |章音頔
来源 |中国民族报
看完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