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区域国别学升为一级学科，中国的非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经过几十年积淀，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面对新的形势，学术界应继续回应中非携手迈进现代化这一时代关切，关注非洲政治研究方法的范式革新以及非洲安全治理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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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武 王严
黄振乾
周军
非洲研究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展望
刘鸿武 王严
非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地，一直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回顾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展望未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应该以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为中心，在深入非洲、观察非洲的过程中，着力解答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发展问题，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历史回溯
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朋友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关学术机构开始推进这方面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研究非洲和中东的学术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功和中国步入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中国学者的心态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这促使中国学者启动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新思考，包括对过去关注不多的亚非拉国家的研究。过去40多年来，特别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开始进入发展较快的时期。
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历程，中国的非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非洲研究肇始于中非交往合作的实践需求。非洲研究是伴随着当代中国对非交往合作关系的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对非洲认知的拓展而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随着一大批非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独立，非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非关系成为当时中国打破西方对华封锁、重返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键战略支点。在中非关系对中国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为了与遥远的非洲国家和人民交往合作，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认识非洲、了解非洲，这就是中国非洲研究产生的最初动因。
第二，非洲研究的动力来源于解答中非交往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非洲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和中非合作关系需要的时代特征与实践特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服务国家的政治与外交需求，非洲研究主要围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及突发事件展开动态性的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随着非洲多个国家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非洲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洲政党与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企业走向非洲，需要了解非洲的经济情况，这一时期的非洲研究侧重于非洲土地制度、非洲经济改革、非洲经济的国际合作研究。21世纪以来，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紧密、形态多样的中非全方位交往合作的需求，非洲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第三，非洲研究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于中非合作的实践。非洲研究理论的创新在中非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中国与非洲数十个国家有着丰富的合作形式，过去40多年，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20多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也保证了中非合作的机制化，折射出中非人民通过合作发展和共同探索汇集成清澈绵长的“源头活水”，滋润浇灌着中国非洲学的茁壮成长。
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对中国的发展、非洲的发展、中非全方位合作发展的直接观察与深入研究，以及对构成这种发展的基础与背景的世界历史、现代性和全球化现象的重新思考，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在2024年召开的中非智库论坛上，中非学者联合发表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针对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这是迄今首个诞生于南方而非北方强加的国际共识，表达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发展规律和前途更加自觉的认识。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非洲研究可重点探索如下三方面。
第一，从研究性质上看，经世致用的特色将更加明显。经世致用是非洲研究的传统。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向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发出了时代的召唤，中非携手迈进现代化更需要中国非洲研究界的智慧。非洲研究需在深入中非合作实践和非洲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回应中非携手迈进现代化这一时代关切、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国家需求、中非28亿人民福祉这一社会需求。
第二，从研究区域上看，将更加重视采用多元方法研究中非双方面临的重大问题。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并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这对非洲研究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的非洲研究多注重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重视不足，这要求学术界对同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进行综合性研究，利用新的多元研究方法，尤其是要将新的方法与非洲大陆上的小国弱国、内陆国、贫穷国进行结合研究。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研究非洲次区域，研究非洲各国的国情，尤其是要加强对非洲区域国别的“一区一策”“一国一策”研究。
第三，从研究议题上看，除了继续加强政治与经贸、和平与安全、教育与医疗卫生、治国理政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外，鉴于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推进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巩固成果，需要做细做实配套项目以进一步激发其成效，这就需要重视非洲地理研究，尤其是区域地理与经济地理的研究。此外，中非合作有望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变道超车。学术界应为此做好智力支持。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
以混合方法革新非洲政治研究
黄振乾
随着非洲政治生态的快速变迁及研究议题复杂化，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 传统的非洲政治研究范式因为单一学科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已难以满足非洲政治学术研究任务。 伴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混合研究方法作为多元范式的重要体现可以为非洲政治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分析方案，能够成为非洲政治研究范式革新的一条关键路径。
传统非洲研究范式的缺憾
在中国，传统的非洲政治研究虽主要侧重于定性方法，但严格遵循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普遍，这里的科学方法不仅限于定量方法，而是包括统计分析、智能体仿真模拟、档案研究、案例研究、地理空间分析、田野调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种严格遵循特定范式的方法。当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定量与定性之争，而是许多研究未能严格遵循方法论原则以及运用科学方法性欠缺。
第一，难以捕捉复杂的社会现象。定性研究方法，如档案文献分析，在揭示中非关系历史演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对于当前中非关系的复杂网络，如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受到非洲国家之间、非洲国内以及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传统方法难以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此外，档案和文件分析更多属于“事后研究”，对于预测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态势存在不足。
第二，难以处理大样本数据。非洲政治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中数据积累最为综合和系统的领域之一。然而，传统研究方法受到范式和方法的限制，无法有效处理大规模的数据。例如，“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通过随机抽样定期获取非洲国家民众的重要认知和态度，这些数据对于了解非洲政治至关重要，但因其数据量巨大，国内非洲研究学界对其利用率极低。
第三，可能带来研究结论的偏差。传统研究方法对数据量的要求较低，研究者选择的数据样本可能直接影响研究结果。例如，分析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国家的接受度时，若选择对中国经验最为欢迎的国家作为样本，可能得出非洲国家普遍接受中国发展经验的错误推论；反之，若选择对中国经验最不欢迎的国家，则可能得出中国经验在非洲不受欢迎的错误结论。
第四，过于依赖单一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方法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单一的定量分析可能告诉我们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很难证明其中的因果性，而因果性对学术进步和政策效果也很重要。单一的定性研究也存在问题，虽然可以提供特定案例的具体过程和深入的知识，但在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边界上存在很大挑战。简言之，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存在方法本身的缺陷。
混合研究方法在非洲政治研究中的应用
混合研究方法以其能够同时整合传统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优势，成为中国学者推动非洲政治研究范式革新的一个关键路径。混合研究方法强调不同研究方法的“取长补短”、跨学科合作及更丰富多样的证据使用，更加适用于处理复杂、多维且多变的研究议题。
第一，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混合方法通过将定量方法的广泛性与定性方法的深度分析相结合，能够全面揭示非洲政治现象的机制与背景。例如，在分析非洲国家土地改革成败的原因时，研究者可以先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考察核心变量与土地改革成败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再通过具体的案例比较来分析土地改革的中间过程，呈现其中的因果路径。
第二，实现探索与验证的结合。混合方法既可通过定性研究生成理论假设，也可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假设，形成闭环研究逻辑。比较政治学家菲利普·罗斯勒（Philip Roessler）对非洲族群政治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通过苏丹的案例来建构理论框架，并提出非洲国家“政变—内战陷阱”的研究假设，然后通过涵盖非洲的大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验证了假设的适用性，还推动了学术认识的进步。
第三，有效应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混合方法能够在单一方法不足以解释复杂现象时，通过方法差异化互补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和更为丰富多样的实证。例如，在对非洲援助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的发展性项目在项目层面取得了成功，但在地区和国家层面有效性不足或效果不明显。这说明，不同分析单位可能带来不同的研究结论。混合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地理信息数据分析等多种手段，对不同分析单位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援助项目的实际效果。
第四，数据和证据使用更加多样化。在混合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研究数据和证据，而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多种类型的数据。例如，在研究奴隶贸易遗产对当代非洲民众政治不平等的影响时，研究者可以在分析变量相关性后，有针对性地对奴隶后人和非奴隶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不仅丰富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多维度理解，还增加了学术界的知识存量。
推动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践路径
由于混合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导致学术界掌握的人群较少，且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混合研究方法的利用效率。
第一，建立混合方法课程体系，培养掌握混合方法的研究人才。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加强混合研究方法的培养体系，推动研究生及以上的学生和研究者掌握必要的混合方法技能。这些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数据仿真、档案研究、地理空间分析、田野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等。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和实践训练，培养一批具备混合方法研究能力的非洲研究人才。
第二，打通非洲研究基础知识，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和共享。历史学为非洲政治研究的基本线索提供了非洲政治研究的最基础知识。对于这些基础知识，应在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共享，消除知识和机构壁垒。同时，推动非洲政治研究的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整合国际公共数据库（如选举数据、冲突数据和国家治理数据）与中国学者的田野调查数据和特定领域的案例库等，为中国学者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第三，打破学科界限，促进跨学科合作。区域国别学科为此提供了契机。目前，区域国别学仅限于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四种学位，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放宽，探索可授予管理学、哲学和艺术学等更多学位的可行路径。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建立多学科研究团队，如将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与数据科学相结合，共同应对非洲政治研究中的复杂问题。这种跨学科合作不仅能够推动混合方法研究的深化与实践，还能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四，打破学术成见，建立方法包容的学术环境。混合研究方法发展的一大挑战在于囿于单一方法的“成见”，导致此类研究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需要打破学术成见，建立包容混合研究方法的学术环境。这包括在论文评审和学术评价中，对混合研究方法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在学术交流和研讨中，鼓励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与碰撞；在学术资源和经费分配上，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非洲安全治理研究的新进展
周军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非洲新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安全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学术界对非洲安全治理路径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既有对老问题的新阐释，也有对新问题的新观察；既有对全非范围的宏观分析，也有对个案和局部问题的微观解读。
非洲安全治理研究路径
学术界主要从体系治理、功能领域治理、自主治理、外部参与治理四个角度分析非洲安全治理。
第一，非洲多层安全治理机制和体系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分析全球体系、非洲大陆、非洲次地区、非洲国家、非洲公民社会、私人行为体六个层次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探讨各层次治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第二，非洲多领域安全治理研究。学术界较集中的研究议题，一是国家间边界争端解决。国内学者对战争、外交谈判和提交国际法院裁决这3种非洲国家领土争端解决模式进行个案分析或系统总结。二是族群冲突治理。学术界系统阐释了非洲国家族群整合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路径，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此外，相关研究涉及分离主义运动治理以及海上与陆上极端主义治理。
第三，非洲自主治理研究。“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是非洲自主解决安全问题的理念和目标，集体安全是其主要手段和路径。一是时间层面，学者们梳理了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对自主解决非洲冲突的探索历程。二是理念层面，国内学者分析非洲联盟领导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理念变迁，对其核心理念“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概念的演进、内涵、实践及其挑战进行分析。三是非洲大陆层面，国内学者分析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建设进展。四是地方社区层面，国内学者分析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共同规则的非洲本土冲突解决机制的特点、成效。
第四，外部参与治理研究。学术界主要分析域外国家和组织介入非洲安全治理的方式和特点，分析对非维和、反恐、打击海盗合作等成效。一是研究对象聚焦对非洲安全治理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如在非洲有传统影响力的英国和法国、全球性军事强国美国和俄罗斯、区域性强国日本和印度。传统上以关注欧美大国为主，近年来对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中等强国的关注度上升。二是安全治理的研究大多附属于对象国对非政策研究，且多从外部军事介入而非安全治理、从域外国家而非非洲国家的角度展开分析。三是较少开展横向比较研究，大多研究限于国别和个案分析。四是突出对非安全合作的国别特色。例如，英国的冲突预防援助、法国的高度军事化、美俄的对非军售、德国的非军事色彩。四是对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非安全合作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分析了国际组织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状况、在非维和行动的成效等。学术界普遍认为，外部力量通过政治干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手段对非洲安全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其在非洲的安全竞争更是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法国、俄罗斯在非洲的军事介入，既提供了一些非洲国家急需的军事资源，但也导致部分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化。
中国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角色研究
随着中非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展，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角色研究。
第一，中非安全合作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视角。学术界探讨了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同时促进非洲安全治理。相关成果将中国方式与西方国家的“强制和平”与干涉主义进行对比，强调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安全与双向互动，提出“创造性介入”“发展和平”“对话和平”等理念。
第二，中非安全合作的顶层设计和体系建设。注重研究的体系性和系统性，从中国大外交和中非关系大局思考中非安全合作，从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总体框架把握中非安全合作，分析中国对联合国及非洲区域组织框架下的非洲安全治理作出的贡献。因此，非洲国别和领域的安全合作大多被置于中国对非安全治理的总体架构中考虑。
第三，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具体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议题是中国帮助非洲应对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维和行动，分析中国参与相关领域治理的动力、发展历程、理念演进和参与方式，对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南苏丹、刚果（金）等地区的维和行动，以及在亚丁湾和几内亚湾参与打击海盗行动等作个案分析。此外，由于非洲近年来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挑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研究也探讨了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应对上述问题所做的努力与成效。
非洲安全治理研究的特点与反思
总体上看，中国的非洲安全治理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对非洲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关注逐渐增加并向传统安全治理看齐。二是追逐热点问题。国内学术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大湖地区、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以及爆发动乱的非洲国家。三是研究的中国视角。中国学者将中国在非利益维护与促进非洲安全治理相结合。四是安全治理的联动性。大多数学者关注到非洲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外交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安全治理考虑到非洲大陆、次地区、国家和社区层面的联动性。
但也应该看到，学术界在非洲安全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着较大拓展空间，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发力。
一方面，在保持对国家间冲突、内战、族群冲突、恐怖主义、海上安全治理等安全议题关注的同时，对雇佣军问题、网络安全、小武器治理、气候治理、移民治理、盗匪问题、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供应链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传染性疾病、资源冲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研究有较大延展空间。其中，跨境安全治理尤其值得关注，跨境走私犯罪活动、跨境盗匪、跨境资金流动、跨境网络安全、跨境人口迁移、跨境资源冲突、跨境水资源争端等问题的治理研究有许多空白点。另一方面，从研究范畴来看，需要从非洲大陆、次地区层面下沉到国别、地方社区层面，从重点关注东部非洲地区到关注更多地区，从重点关注英语国家到更加关注法语国家和阿拉伯语国家。
作者系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汪书丞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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