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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迄今为止，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已经走过16年历程。16年来，G20各方始终使命在肩，初心未改，不断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形势多重难预料因素交织叠加的背景之下，G20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此次G20峰会期间，中国以真挚情怀传递出有关全球发展的心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为解读G20峰会的发展历程、G7与G20的比较研究、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上的“中国主张”与“中国声音”，本报记者采访了国际著名G20研究专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柯顿（John Kirton）。柯顿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G20成员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带领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而世界期待中国在G20持续发挥积极效应。
全球经济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致力于G20研究。学界认为，G20最初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的形式而创立，产生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之下。这一机制诞生之初，主要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请您介绍一下G20创立的历史背景和演变历程。
柯顿：G20的概念雏形诞生于1988年6月。G20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而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创建二十国集团的想法最初来自加拿大时任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他也因此被称作“G20之父”。受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参与西半球财政部长会议的启发，他认为，拉美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应该主动参与G20，以解决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大范围负面影响。
在我所著的《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一书中，对G20的创立历程作了详细介绍。除了马丁，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为推动建立G20作出了积极贡献，见证了G20的发展壮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深受触动。
马丁和劳伦斯·萨默斯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机制来治理处于危机中的世界。一个由国际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国家组成的永久性机构，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带来金融稳定。因此，他们在1999年4月27日共同创建了G20财长会议。
1999年12月，由马丁主持的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首次在柏林聚会，与会者进行了自由、公开的讨论。作为G20框架内非正式的对话机制，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由此创立，旨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2000年10月，马丁在蒙特利尔主持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二次会议，议程涵盖经济全球化等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有关的多种议题。会议达成了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蒙特利尔共识”。同时，会议公报也涉及债务、发展、贸易、卫生、农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
随后举行的几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使得G20的重点转向了新兴经济体及其发展，并将能源安全、矿产资源、气候变化、生物燃料等纳入议程。G20成员也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和投票权改革等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亚洲金融危机而生，那么G20峰会则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生。对此您是否认同？请详细阐述这一点。
柯顿：的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G7对策失灵无法应对世界经济格局转变，G20峰会应运而生。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暴露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大国的脆弱性。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也意识到了G20峰会作为危机防范渠道的重要性。在这场不得不面对的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下，首次G20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匆匆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对话，第一次升格为G20峰会。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做出了95项承诺，其中涉及金融监管57项，国际金融机构（IFI）改革14项，宏观经济政策6项，国际贸易5项，发展和问责制各5项。四个月后，这些承诺以79%的比例实现。此次G20峰会也被称作华盛顿的“金融保卫战”。
正如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指出，首次G20峰会即华盛顿峰会是一场“三无会议”：无准备、无方案、无协调。从前期准备到最终召开，过程十分仓促。但这次峰会重在抗危、救难。由于筹备期短及美国政府更迭，G20华盛顿峰会的成果有限，但峰会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使全球紧急经济救援成为现实；二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平等讨论国际经济事务。在此之前，国际经济事务主要由发达国家决定。
第二次G20峰会于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相比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更具行动力，此次峰会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政策有利于修复国际金融体系，有力地提振了全球经济信心。峰会承诺在2010年春季前改革世界银行，在2011年1月前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其中129项承诺在半年以后实现。
2009年9月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G20峰会上，G20被正式确定为世界主要国家、主要经济体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此次峰会的一项显著成果是各成员在国际机构改革方面达成一致，将5%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移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此之前，一些国际人士心存怀疑，认为G20峰会只是金融危机的一个过渡性机制，但以此次峰会为契机，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得到一定满足，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肩负协调世界发展方向的重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世界经济前景依然黯淡、国际冲突频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减的今天，您如何看待G20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
柯顿：G20峰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应运而生，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G20迄今已举行过18次峰会、2次特别峰会、1次全球健康峰会和1次视频峰会，主要讨论全球重大经济金融热点问题。应当说，G20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会议、每一个步骤，都与世界经济的起伏密切相关，同时也深受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如今，G20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机构，在推动国际体系普惠、包容、均衡化方面发挥着重要而有效的作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G20已建立起危机应对领域的长效治理机制。除了有效应对历史上的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近年来，G20成员帮助迅速控制了新冠疫情，这仅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是无法做到的。G20在应对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此外，G20也逐渐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心，其中多项发展承诺涉及反恐怖主义融资。
从成员构成看，G20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及国际组织齐聚在一起，定期举行会议，商讨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和复杂的国际问题。G20大部分成员都在全球经济、生态、贸易、军事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占据着显著领先地位，而世界迫切需要这些能力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多重危机和风险。在G20框架下，来自“全球南方”的成员拥有平等的地位。在助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同时，G20给予新兴的“全球南方”成员更大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它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大家庭中的许多国际多边组织。
G20的基本使命是促进金融稳定，让全球化惠及所有人。G20诞生的根基在于无论G7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角色定位，都能把自身的丰富经验放到全球谈判桌上。G20成员涵盖面广，其构成囊括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时，G20成员横跨各大陆，因而兼顾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这是G20构建的核心框架。如今，作为覆盖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近六成国土面积和超过85%经济总量的组织，G20肩负着协调世界发展方向的重任。
G20重要性超越G7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学者认为，由发达经济体构成的七国集团（G7）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正在日益下降，在应对国际问题方面渐显力不从心，已经难以适应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此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待G7与G20的关系？
柯顿：同为解决全球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国家集团，G7与G20在成员、范围和目标方面有所不同。与G7相比，G20是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集团。近年来，随着国际趋势的演变，G7的确常常被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失灵或力不从心”。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背景下，G20的重要性超过G7，甚至逐渐取代G7，这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
然而，不得不指出，G7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金融监管改革、新兴技术等领域仍具有丰富经验并占据主导地位。G7拥有欧盟这一强大的非正式成员。此外，印度虽然不是G7成员国，但可以称之为G7的“常客”，经常受邀参加G7峰会。因此，在某些情形中，G7依然是全球层面关键问题的主要议程设定者之一，拥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应当说，G7与G20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均不可或缺，二者所发挥的效力相得益彰，能够产生互补的作用。近年来，G7与G20均增加了召开特别峰会这一事项。如今，G7明确支持G20的工作，G20也肯定G7在推动开放式民主和人权方面的独特贡献。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G20重要成员，中国曾多次在这一平台阐明重振全球发展的可行举措和长远之策，并致力于促成G20成员合作。您如何评价中国在G20框架内发挥的作用？如何解读此次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上的“中国主张”与“中国声音”？
柯顿：自G20正式成立以来，中国尽己所能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国家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如此庞大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和饥饿。2024年11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G20峰会将“抗击饥饿与贫困”作为峰会第一阶段的主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对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仍是当务之急。而中国在减贫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为其他G20成员提供借鉴。
习近平主席在此次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上提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今天的中国拥有强劲的经济增长能力，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许多被贫困、债务缠身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2016年9月，中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时，做了出色的工作。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并发布《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此次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也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从杭州峰会到里约热内卢峰会，中国与巴西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此次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中国对于自身的定位无疑是精准而恰当的，这一宣言之于全球发展十分难能可贵。
此次里约热内卢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在这八项行动中，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有三点：一是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 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二是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三是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如同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当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如今，随着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G20在致力于恢复真正的多边主义、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也日益令人期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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