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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 作者/供图
2025年正值《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十周年。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为了更好地回顾这十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展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发展，本报特邀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进行专访。
为党和政府决策
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您如何看待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
郑永年：我认为，这十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成就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意见》印发十年来，中国智库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研究系统真正建立起来了，并且规模在逐渐扩大。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智库系统已经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政府内部的智库，也有半政府背景的智库；社会各界也开始认识和重视智库系统的建设，成立了众多的民间智库。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智库，有不一样的聚焦方向和研究重点，起到了连接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作用。
第二，智库系统逐渐形成了“政策研究”的意识。这里所说的“政策研究”有别于大学里的“学院派”的公共政策分析。“学院派”的政策分析倾向于事后分析功能，而智库系统的政策研究是基于实操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强调政策的预见性和可行性，是政策研究领域的“实战派”。
第三，智库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经验地看，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些来源于西方，有些大学“学院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停留在西方的教科书里。智库则更多地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实践中的公共政策，探讨其形成、演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政府是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如何监督和反馈等。
从上述三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智库系统在过去十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坚实的进步。
智库体现
国家“软力量”的核心与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中国智库的核心发力点，还是要回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核心使命上来。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中国智库更应侧重于从哪些领域和方向发力？
郑永年：一个国家的崛起，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层面的崛起，更深层次的根源和力量是“思想的崛起”。思想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崛起的起源与反映，也是物质崛起的精神积淀和浓缩，并且通过思想，物质崛起向未来开拓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就是国家“软力量”的核心与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智库将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请谈谈您的看法。
郑永年：只有真正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以我为主”，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实践、预测中国的未来。具体到智库研究，我认为需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传统专业类型的政策分析，包括风险分析和预判分析；其次是思想型的分析，政策分析没有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型的分析对于我们实现“思想引领”非常重要；最后是实践类的，因为这关系到如何让思想和政策真正落地。这三个层面的工作关乎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的改进就会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政策的分析。其中，对政治领域的智库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领域的智库关切的是执政基础和治理方法及其有效性等问题，进而面向未来，探讨体制机制如何改进，如何进行更好的治理。
聚焦于人工智能所不能
突破“从0到1”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会带来冲击还是机遇？
郑永年：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基本上可以取代我们传统智库所做的不少工作，尤其是侧重于量化和逻辑推演的部分。人工智能出现后，我们首先要厘清几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知识体系，人工智能在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人类借助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如何聚焦于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事情？
我认为，与“AI for social science”（赋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工智能）相比，“AI for public policy”（赋能政策研究的人工智能）甚至更加重要。
现在的人工智能基本上仍是“先人工、后智能”，缺少原创性的东西。原创性的部分还是需要依靠人类自身，这也是智库的责任。作为智库，我们一定要深入社会经济的第一线，观察到新的现象，继而将其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无到有，原创性的东西往往也是最难的。
郑永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善加利用。“从1到10”甚至“从1到100”的非原创性部分可以由人工智能做得更多，而“从0到1”的原创性部分则应该由我们人类研究者来完成。
当然，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确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分工。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收集、处理、分析材料，但很难作判断。政策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判断的问题，这种判断目前而言是不能交给人工智能的。
建立独立的评估考核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着眼未来进行人才队伍建设呢？
郑永年：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这一块，我们同样存在着短板。目前，我们主要的智库人才仍来自高校，但高校侧重于做理论研究，无法全方位应对公共政策的实践性工作。所以，在建设智库系统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培养智库人才。所以，智库和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人才应该交流轮转起来，如果人才不轮转的话，智库工作就像“在笼子里转圈”。目前，中国智库的人才流动性还不强，一些智库人员缺乏接触和了解实践的机会。我认为，可以先在一些省份或地方尝试建立一些智库与大学、智库与政府、智库与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采用诸如兼职、双聘等机制进行人才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才交流机制消除了人才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郑永年：我们尚且缺少系统化的智库人才培养系统。大学培养的是理论型公共政策人才，很多对公共政策的分析都是基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眼下急需的是实践型的公共政策人才，更加关注当下和未来的政策。比如，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常无法提供有效的分析，怎么办？
过去十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智库系统。那么，“库”建立起来了，“智”如何培养？如何规划智库人才的职业发展？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举个例子，大学里有“终身教授”制度，而在智库中终身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可以考虑为智库人才设置相应的编制。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容易。高校系统的人员可以一辈子从事教育，但智库系统的研究人员，一旦缺失了新的思想，那么能够做什么？这些人的未来又在哪里？
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力争多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这些前瞻性的问题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从根本上说还有待于理顺智库发展建设机制。能否展望一下中国智库发展的未来？
郑永年：过去十年，中国的智库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我认为还是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可以说是中国智库发展的根本优势所在。
郑永年：目前，中国的智库体系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社会自觉的一部分。对我们国家而言，智库建设“自下而上”的动力和机制在哪里？我认为，社会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智库建设经费来源渠道应该多样化，鼓励智库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智库可以向企业、政府和社会提供服务，这样可以让智库与政府、社会同时产生联系，能够同时了解两边的情况。再比如，我们可能需要吸纳社会资源的基金会来支持智库的运作，需要比较灵活的政府采购服务制度作为智库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是作为知识服务的采购。实际上，这也有助于培养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软力量”。
适度的治理才能让智库发挥作用。现在，很多横向课题、纵向课题的资金使用还是有些死板。当然，如果资金使用过于灵活，也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智库治理机制”问题，这也需要整个智库行业的系统性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设符合我们自身特点的智库治理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袁华杰 谢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闫勇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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