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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口城遗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西南3公里的塘洲镇洲头村，地处赣江南岸、吉泰盆地中心地带，是长江以南、赣江一线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白口城遗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内外城。外城平面略呈倒梯形，城墙大部分保存完好，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居于外城北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以往考古勘探与试掘成果，该遗址或为汉庐陵县及汉末六朝庐陵郡、西昌县的治所所在。2006年，白口城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为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口支援泰和县的工作要求，202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开展泰和县白口城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翔院长、国家文物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江西泰和县白口城址考古发掘项目于2024年获得国家文物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立项。2024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白口城考古队，正式启动对白口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江南卑薄之域”
为了更好地推进白口城考古发掘和研究、助力赣鄱文化寻根探源，我们有必要对白口城所处历史时期即汉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历史背景作以梳理。由于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汉六朝时期的地方城址的考古工作都相对有限，而江西境内历史时期城址的大规模发掘更是空白。因此，我们借助数量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的墓葬材料，以管窥江西地区在汉六朝数百年间的发展脉络。
早在秦与汉初，豫章郡作为国家用兵岭南与闽中的军事通道所在，其对于南方地区的战略地位便已初步凸显。就西汉以来本区的行政建置来看，除了自然条件优越的环鄱阳湖地带与西可交通两湖的艾县、宜春等地县治分布相对密集以外，其他如赣东的余汗、南城，赣南的赣县、雩都、南壄，包括不与太守同治郡城而治新淦的都尉治所在内，这些地点的选择，最初应与中央政府控扼边疆与“深险之地”的战略意图有关。但随着南越、闽越灭亡，东越举国内迁，江西地区暂时丧失了作为边防重镇的重要价值，加之旁侧湘江流域的快速发展，本区在大一统时期的政治地位遂隐而不显。
汉末以前乃至稍晚阶段，如南昌青云谱施家窑墓、宜春下浦坝M70、樟树龚家对门山墓、吉水城郊M1等，代表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大中型横前堂与穹窿顶砖（石）室墓仅有零星发现，而以狭长墓室平面与成组砖柱结构为特点的长方形券顶双室墓，作为江西本地墓葬形制，则数量更多，分布也更为广泛。从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可见华夏势力尚未真正深入江西本地基层社会，特别是开发较晚、社会发展阶段更为滞后的赣南一带。
不过，正如文献记载和墓葬材料所见，东汉一代江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平稳发展。虽然相比之下仍为“江南卑薄之域”，但户籍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增长，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显示不同文化来源的陶器与少量青瓷所反映的江西地方特色，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人群交往与文化互动等，均为本区基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后续世家大族入主此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汉末吴初，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与孙氏立国江东给江西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交融。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缘江一线，东吴政权与山越，或者说是与山越所附“宗帅”即当地势力初盛的强宗豪右之间对于人口、土地等资源的争夺，极大地激荡了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原有路径。与孙权时期以“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孙皓诏曰“立郡以镇山越”等一系列政治手段相一致，如近年报道的七星堆六朝墓群所见，排列有序的大族墓地和出有青瓷坞堡模型等特殊器物的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反映出统治阶级对本区的控制与干预，亦是此时“易动难安”的赣中北一带在孙吴建国道路上的战略地位再度提升的体现。
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在客观上加速江西地区的开发进程，但就社会上层而言，其对本区的重视是新形势下的战略选择，即不以破坏或改变江西本地基层社会的原有结构和发展脉络为目的。相反，这一时期本区传统墓葬类型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继续循其轨迹向前发展，而极具地方特色的砖柱结构也在新兴的横前堂与穹窿顶砖室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洪州窑等本地青瓷窑场的发展，推动了江西地域文化的日益增强，江西本地文化在外地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依然葆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力。
“江州实为根本”
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的平稳过渡，东晋以迄南朝时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背景下，南北政权的再度分裂与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又为包括江西地区在内的南方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东晋时期以王、庾、桓、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荆扬之争，到南朝前期以宋孝武帝刘骏为首的出镇宗王挑战建康权威，再到梁末陈初黄法氍、周敷、熊昙朗、周迪等一众“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的趁势崛起并直接影响了陈朝国运走向，内可屏藩下游朝廷、外可形援上游方镇的江州重镇，在东晋南朝政局中的战略地位愈发举足轻重。
但不同于东吴政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的长期征伐，新兴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即以孙氏为首的宗族联盟针对以“旧族名帅”为首的山越集团，进行的是带有侵略性的资源争夺尤其是人口掠夺战争。东晋以降，江西地区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更多的是源于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政治权力的激烈角逐，博弈双方的身份和立场发生了改变。
当“政出多门，权去公家”之时，各方为保持势力平衡而避免一家独大，任何高门大族乃至家族化了的司马氏都无法轻易入主于此，而在皇权回归以后，江州虽可作为宗室诸王或庶族寒门培植势力、起兵夺位的政治跳板，却依然无法取代都城建康之正统地位，后者作为权力中枢才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在此数百年间逐渐发展兴盛的江西本地土著豪强，固然有如熊氏、雷氏、湛氏等著姓望族与稍后的南川酋豪仕至州郡或称霸一方，但作为地方性大族，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比之一流高门尚远远不及，且其根基既立足乡里，自然也难以摆脱地方社会的局限。
这一时期，本区墓葬在数量继续增多、地点不断扩散的同时，却难以再见足以与彼时的政治中心状况相匹敌的大型高等级墓葬。自东汉以来相沿成习的以狭长墓室平面与成组砖柱结构为特点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与东晋南朝以后地方特色愈发鲜明的器物形态和组合，既显示了江西本地基层社会的深厚传统与强大力量，亦可为东晋以后南方总体格局的趋于稳定以及在此背景下江西地区地位的愈发稳固和明确作注脚。
江西地区作为南方政权的“天下之中”，必须倚仗南北对立的政治形势才能真正发挥其“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天然区位优势。然而在这之中，我们也要看到，基层社会的有序发展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互动，才是汉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向，政治重要性的增长与上层社会的介入，则往往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汉六朝时期，江西地区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历史大变动下实现了由“江南卑薄之域”到“江州实为根本”的跨越式发展。厘清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本区社会文化与历史演进脉络，对于理解江西地区甚至整个南方地区汉晋文化乃至汉唐文化之嬗变具有重要意义。墓葬材料所揭示的汉六朝时期江西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地区开发的日渐深入和历史地位的稳步提升等已逐步明晰。
对白口城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探讨白口城的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揭示白口城在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并深入研究汉六朝时期地方城市的规划与发展、深入挖掘长江以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内涵及其比较与互动，无疑将为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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