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的校史，不仅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法大人服务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懈努力，更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进程的真实缩影。藉此建校73周年之际，学校推出《档案中的校史》栏目，以档案为根本遵循，力图求真存实地还原学校历史上一次次重大变迁的来龙去脉，从建校70余年不断的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中汲取力量，在学校“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继续为法大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文 | 王改娇
在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即毛泽东主席为学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亲笔题写的校名手迹。
这是一张普通的信纸，16开大小，题头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字样，纸张些微泛黄，左边的小缺口、中间横竖两道折痕清晰可见，处处布满了岁月的风霜。信纸上端有“北京政法学院”六个黑色大字，横向毛笔书写，苍劲有力、洒脱大气。这是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建校之时，毛泽东主席特地为新中国这所专门的政法学院亲笔题写的。
数据显示，全国2700多所高校[1]中，由毛主席亲笔题名的，目前所见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贵州大学、湘潭大学等20余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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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毛主席题词的影印件】
这珍贵的题词是怎么来的？让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穿越时空，回到73年前的历史场景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国家百废待举，亟需各种专门人才。为了满足新政权对政法干部的需要，中央决定在五大区分别建立政法学院。按照教育部部署，首批先在华北、华东各设一所高等法科学校。华北地区即为北京政法学院。学院由北京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系，辅仁大学的社会系民政组，并从华北革大调配一批干部组建而成。
1952年8月23日，“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筹委会由11人组成，其中包括来自北京大学的钱端升、费青、程筱鹤，清华大学的于振鹏，燕京大学的严景耀、夏吉生，来自具有红色传统的华北革大的戴铮、刘昂。此外，还有来自新中国政法领域的其他专家，如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韩幽桐，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陈传纲以及司法部的朱婴，钱端升被任命为主任委员。9月16日，教育部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提交关于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请示。9月27日，文教委报请政务院核批成立北京政法学院及筹委会名单。[2]筹委会经过两个多月紧锣密鼓地工作，北京政法学院终于11月24日举行开学典礼。校址即设在原北京大学沙滩旧址。
1952年10月12日，学院已初具雏形。关于校徽与校匾题字，广大师生渴望毛主席为学院题写校名，作为筹委会主任的钱端升思虑再三，郑重地提笔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发出第一封信。
林老：[3]
北京政法学院为了镌制校徽及校匾事，拟恳求毛主席书“北京政法学院”几个字，作镌制校徽及校匾之用……
毛主席工作繁忙，我起先本不敢将师生们的愿望上达。但我终于提出了这个请求，因为在沙滩原北京大学的正门一向便悬挂着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北京大学”匾额，今后换上一个“北京政法学院”的匾额，如果仍是毛主席的字，是可以继续显出沙滩这一地点的历史性的。
请您考虑我们的请求，并请转陈主席。我们每一个人都热望我们校门所悬挂的匾额上和我们身胸所佩带的校徽上，仍有我们所热爱的毛主席所写的字。
钱端升
195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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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北京大学经济系47级学生毕业前在悬挂着
毛主席为北京大学题词的沙滩红楼前合影
（周其湘、邓廷璠、李若愚珍藏图片）】
钱端升应学院委托，写信请求主席题词，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从1949年底至1950年3月，作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的钱端升，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北京大学求得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全过程，了解其中的详情。[4]因而他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大学的旧址上换“北京政法学院”匾额，如果仍是主席的题词，可以继续彰显这一地点的历史传承性。”
其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钱端升，同众多爱国多知识分子一样，从内心深处真诚地敬佩共和国的领袖。建国初期的几年里，他响应国家需要，身兼多种职务，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政法、文教、外交等各项建设中。1949年9月21日，钱端升作为全国社会科学界的代表，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据《钱端升日记》记载，会场内“孙、毛像并列。毛致开幕词，后刘少奇、孙夫人等十二人讲话，示大团结气象。甚佳。会后毛主席与若干人见面，颇客气推崇！”[5]10月1日，他又应邀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广场中参加者约17万，场外约十万，旷大未有之盛典。欣喜与光荣兼有之。毛公亦十分出色得人心！”[6]钱端升对毛泽东主席的尊崇、拥戴之情见诸笔端。
钱端升思忖，以他的身份直接给主席写信也许有失冒昧，因而选择致函林伯渠。林伯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主要职责就是协助毛主席处理中央人民政府的日常事务，请林老转呈主席，合情合理。另则，林老建国初期，一身兼多职，工作上与钱端升时有交集。1949年7月，两位同时作为发起人之一召集了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集会，以团结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7]同年9月20日，林伯渠被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推举为研究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钱端升、齐燕铭等人则被选为常务委员。[8]1952年4月，两位还作为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成员，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付出艰辛努力。[9]二人为新中国文教、外交工作开基立业，携手共进，相互熟识。因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钱端升想到了林老。
第一封信发出后，学院的师生们忐忑地盼望着、等待着……20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是信件没有收到？抑或是政务院工作太忙，领导无暇顾及？
翻开《毛泽东年谱》，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第一封信发出之时，正值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烽烟初起，这场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战局和停战谈判，可谓至关重要。因而，主席除了处理国内农业、财经、国防等日常事务，大量的时间都在与中央军委的同志们频繁开会，讨论商议作战指导意见等重大问题。
幸运的是，10月30日，钱端升在一个会议上偶遇林老。林老答复，此事主席早已口头允诺，但近几天主席又赴山东、河南等地考察黄河治理事项。[10]希望钱端升再次致函请求题字。
接下来的一周，钱端升每天忙于参加“中苏友好月”各种活动，会后又频繁奔波于北大、政法委、北京市委等拜访有关人士，商议学院筹备事宜。[11]直到周末才得空提笔。1952年11月10日，钱端升给林老发出了第二封信：
林老：
本月一日您告我，毛主席已允为我们亲书“北京政法学院”数字，给了政法学院全体员生以无限的鼓舞，我谨代表全体员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将于13日上课，并希望于24日举行开学典礼，我们很盼望毛主席的字能早日给我们，使得校门在开学的那天便可悬着毛主席亲书的校匾，我们每个人胸前可以佩戴毛主席亲书的校徽，请您得便将此意转陈主席。
致以
敬礼
钱端升
1952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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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52年10月至11月，钱端升致林伯渠两封信函底稿】
钱端升在信中再一次表达了全体师生热切盼望题词的心情。
时间来到了11月20号，钱端升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致身体不适，卧病在床。他陡然意识到，距离成立典礼仅剩三天了，可林老的回复仍未收到。他心下焦急，又顾虑重重，也许林老事务繁杂？也许林老在休息？无论怎样，均不便再次烦扰他老人家。钱端升遂转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请他费心从侧面照顾一下此事。
齐燕铭，曾毕业于中国大学国语系，善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被誉为党内的大才子之一。据钱老长子钱大都回忆，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李维汉、齐燕铭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北平高校教授座谈，钱端升即在被邀之列。[12]在随后的岁月里，两人往来频繁，交情甚笃。齐翔延齐翔安在《我的父亲齐燕铭》一书中也曾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齐燕铭一直协助周恩来从事知识界的统战工作，交友广且相知甚深。[13]
钱端升在信中写道：
燕铭主任：
10月12日，我曾函请林老转请毛主席为北京政法学院写“北京政法学院”六个字，以为刻制校匾、镌制校徽之用。10月30日，承林老当面告知我，谓主席早已允可，并谓我可直函主席再请一次，或写信请他（指林老自己）转请。因此，我于11月10日又写信给了林老。
我院现定于11月24日举行成立典礼，新的校匾、校徽已有即予制成的必要。全体学工人员因此热烈地盼望能早日获得主席的字。如果林老近日在休息中，请您费心照顾一下。
我院院址在沙滩原北京大学旧址。赐件请送“沙滩北京政法学院。”
致以
敬礼
钱端升
1952年11月20日
1952年11月23日，也就是成立典礼的前一天，经过四十多天的等待，学院的全体师生终于盼来了林老的回复：
钱端升先生：
毛主席给“北京政法学院”的题字已写好，兹送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195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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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左为钱端升至齐燕铭函，右系林伯渠复函】
信件虽内容简短，却字字铿锵，振奋人心。这幅珍贵的题字，既蕴含了毛主席对这所新生的法科院校的关怀和重视，也寄托着党和国家对于新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期盼和厚望。而用题字镌刻的校匾和校徽，也一直伴随着学院的广大师生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它是一代代法大人珍藏于心的无限荣光与骄傲，也是法大人奋发图强、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与支撑。
[1]截止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738所，其中含独立学院241所。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2025年4月10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111/t20211115_579974.html
[2]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主编《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第4-5页。
[3]本文中的四封信笺均为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馆藏。
[4]魏国英《两度春秋书信情--记毛主席与北大的几次书信往来》，《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28-31页。
[5][6][11][12] 黄进、高浣月主编《钱端升全集》之《钱端升日记》（王改娇校注）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64页，第265页，第387-388页，第251页。
[7]《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今集会，团结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致力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7月14日 第3版。
[8]《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平成立》，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9月20日 第2版。
[9]《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欢送国际民主法协调查团》，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4月2日 第1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卷第614-623页。
[13]齐翔延、齐翔安《我的父亲》，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本文图2转自北京大学校史馆在线展览《我们的北大岁月——经济系47级校友周其湘、邓廷璠、李若愚珍藏图片展（2008年）》。图1、图3、图4转自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网站文章《毛泽东同志为我校题写校名的故事》（李克非文/靳向丽图）
档案中的校史 |《钱端升日记》对北京政法学院筹建的记录
法大微信【第20250506期】
内容来源：档案馆 新闻中心
策划：黄楠
排版：王若旭
校对：张瑶瑶
责任编辑：谢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