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天空已经连续几日灰蒙蒙雾茫茫，这天更是多了一份阴惨惨。我从东南角的大望路，一路坐了21站地铁，来到西北角的圆明园。出地铁口的时候，发现已经下起了雨。我笑说，老天大概也想同我一起来缅怀一下圆明园的劫难，酝酿了几天阴沉的情绪，终于在我来到园门口时大哭起来。

圆明园来过好多次了，这次最吸引我的，当然并不是那几个大名鼎鼎游客如云的景区，而是展出的数十件破碎瓷器，有的甚至碎成了几十片，但你依然能窥见它们当年的华美，甚至因为面对这破碎而努力用想象去重建它们完好时的样子，而催生出另一份别样的美感。

饶有意味的是，那些破碎的精美瓷器，我发现大多是“大清康熙年制”，只有少量出于雍、乾年间，以后更是几乎没有。也许这仅仅是巧合，毕竟很不完整的出土文物展示，并不能真正体现出圆明园器物的年代分布，甚至你可以猜测最好的东西都已经被联军和其他劫掠者抢走了，出土的这些东西只是挑剩下、拿不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乾隆以降清代艺术品和工艺品总体创造力的下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1840年之后的日益粗制滥造可以归罪于战乱频仍，乾嘉年间许多制品难掩的匠气和暮气，恐怕要在自身找原因了。我不禁想起朱维铮先生的观点——“十全武功”的乾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顶峰，“曾创下中世纪中国独夫专制时间最长的纪录”，特别是后期，“这位年老昏聩又越发傲慢自负的满清独裁者，早已将帝国拖入全面腐化的泥淖”。（《走出中世纪二集》）

说起来，乾隆的心态恐怕并不完全是那么封闭的，如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风波让我们所体会的那样颟顸不可理喻。毕竟，如今圆明园最著名的西洋楼景区，便是在乾隆年间建造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设计者是西方传教土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建筑形式则是巴洛克风格。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遗迹，至今让游人叹为观止。

但这个专制皇帝剩下的那一点点开放心态，大概全用在享乐和玩物上了，其他方面则全面收紧。比如对外贸易——

“从康熙时代起，对外贸易的海上正式渠道，是粤海等四关。不想时过近百年，满清第四世皇帝，却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旨关闭江海、定海、闽海三关。理由并非宁波等海关无利可图。恰好相反，因为英法等洋商宁可纳重税也愿赴江浙海关进行交易。这反而引起满清宫廷警觉，唯恐江浙文明与西洋文明相结合，再度抗击满清的专制一统。”

思想意识形态上就更不用说了。

“君主的个人独裁体制越来越稳定，也使帝国政治越来越腐化。较诸乃祖乃父，乾隆帝在位六十四年，更将目光频频投向思想文化领域，尤好宣称国事即皇帝家事，留给满汉臣工的唯一任务，便是争作‘忠君亲上’的表率。”（同上书）

这不仅窒息了思想，也窒息了各方面的创造力。帝国以全面控制为代价换来的“盛世”繁荣，却是对后世的透支，乾隆死后仅仅40年，“我大清”就要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仅仅60年，那“万园之园”就要变成焦土和废墟，岂不是完全顺理成章、毫无可怪之处么？

帝王们修圆明园，最初的心态大概是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最好玩的东西都搬到身边来，随时可以享用，这使得它一开始是以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事物的，圆明园之能成为“万园之园”，正是得益于此。对比王朝末期修的颐和园，这一点就很明显了。颐和园的风格更统一，但也更死板，更多雕饰的匠气和皇家宫廷虚骄的空架子；圆明园不免大而杂，稍欠章法，却处处生机活力，即便是今天废墟中依稀的模样，依然让人心动不已。但帝王的开放心态终归只不过是一个人一时的兴致和情趣所决定的，那些收拢来、建起来的东西终归只是他一人或者他们一家子占有的财物。越多占有，就越害怕失去。这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难以为继的“开放”，它自身的逻辑必然导致它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衰败。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走出中世纪二集》

朱维铮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