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改革开放使中国银行焕发了青春。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顺势拉开帷幕。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赴美谈判，解冻国有资产

1979年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和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是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和对外筹资主渠道。就在这一年，中美正式建交。3月2日，时任美国财长布卢门撒尔访华，提出了将上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而相互冻结的资产彼此解冻的要求，而赴美谈判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银行的身上。经过多番努力，中国银行不负众望，协助国家索回被冻结的资金1.12亿美元，超额完成任务。

主动融通，争取国际地位

经此一役后，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中国银行的肩膀上。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联合国大多数专门机构根据联大决议也恢复了中国的席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席位迟迟未能恢 复。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受命承担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谈判工作。198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与以中国银行副行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问题。

最终谈判得偿所愿。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当年9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中为中国增加一个席位。

几乎是同期，与世界银行的谈判也传来好消息。1980年5月1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恢复了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权。

对外筹资，支持国家建设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银行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还成为国家对外筹资的主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打破了“不借外债”的禁区，以买房信贷、商业贷款、政府贷款、混合贷款和银团贷款等方式，与国外金融机构签订了600多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占全国引进外资的1/3。比如，1986年12月，为国家重点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组织4.75亿美元的国际银团贷款，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9家银行参加。同年，还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措了折合139亿法郎的国际银团混合贷款等。

加速布局，机构遍布全球

此外，中行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加速了国际化的步伐。在解放初期中行中国大陆以外最主要的海外机构位于伦敦、新加坡等地。从1978年到1992年，短短的十余年间，中行在纽约、巴黎、东京、大阪、法兰克福、卢森堡、悉尼等全球十多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新建了15个分行，并在香港增设19个支行，在澳门扩建了12个支行，成为当时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交流沟通的主要窗口和桥梁。

在此期间，中国银行的海外资产额从54.7亿美元增至120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930亿元），占全行总资产48.7%，海外业务已成为中行半壁江山。中国银行还在香港、澳门取得了发钞权。

202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日内瓦分行正式开业，这是中行在境外覆盖到的第62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完善的全球化布局，形成了中国银行的经营优势，同时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