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在辛亥革命大潮中，1912年2月5日，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银行扛起复兴中华民族金融的旗帜，抗击北洋政府“停兑令”、吸收侨汇支援抗战、用金融支持实业救国。其间，中国银行伴随中国银行业砥砺前行，实现了从弱到强的跨越发 展。

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

在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中，有这样一座彰显民族风格的大楼—外滩中行大楼。

在众多外国风格建筑中，这座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联合设计、自己建造的中行大楼，伴随中国银行业经历百年，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成为了中华民族银行业拼搏史的生动写照。

中国银行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为“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银行于当年2月5日，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庆祝成立并开始营业。

当时，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即刻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中央银行”。呈请得到迅速批准，要求“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一经成立就承担起中央银行职能，发挥金融中枢作 用。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在中国银行业百年征程中，1916年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给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带来重击。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财政收支拮据，同时为了对付南方讨袁革命军，北洋政府大肆印钞，军政费用的急剧增加引发了通货膨胀和市民恐慌，军费开支浩大，民众挤兑现象严重。1916年5月，北洋政府不顾百姓利益和金融安危，公然命令中国银行不得兑现发行的纸币，不准付现应付款项，从而引发金融史上的停兑风波。

接“停兑令”后，中国银行上海、南京、汉口、山西等地分行旗帜鲜明地强力反对“停兑令”，又机智灵活地妥善应对处理，努力维护中行信誉，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成为了百年中行历史中的一段佳话。

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璈坚决认为，银行决不能停兑。若遵照命令执行，则银行信用扫地，中国金融也将崩溃。在风口浪尖的危机时刻，中国银行坚决抵制，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出发，在《申报》刊出抗击停兑的公告，声誉大振。

为了减少民众损失、维护中行信誉、保持市面稳定，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在接到“停兑令”后，立即找到江苏省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冯国璋商议对策，主张在江苏省内有限制兑现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并得到了支持。

沐浴战火的金融脊梁

在中国银行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中，一封信件记录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敝路军自奉命抗战以来荷蒙海外侨胞慰勉有加、热烈援助、慷慨输将予我全体指战员精神上、物质上无限之鼓励与支持。更蒙贵行代为转汇，诸费清神，钦感之。余益当加倍奋勉，为国效命以副期望……”信的落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泛黄的纸张上，字迹依然清晰。

举国抗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侨汇成为了购买战略物资用汇的最重要来源。当时的华侨所在地区纷纷加强外汇管制，而部分侨眷又住在战区或沦陷区，这使得侨汇的揽收和解付工作困难重重。

中国银行作为枢纽渠道，利用海内外汇兑网络，积极吸收侨汇、经收捐款、募集公债，将全世界华人华侨以及全国各族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在平衡政府外汇收支和团结侨胞、侨眷参加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为了进一步吸收侨汇和战时需要，中行在海外陆续增设了18行处。1938年起，中行在缅甸设立仰光经理处和百尺路、瓦城、腊戍分理处；在越南设立海防分理处和河内经理处；在印度设立加尔各答经理处和孟买、新德里、卡拉奇、葛林堡分理处；在新加坡成立分行后又设立大坡、小坡等经理处和分理处；增设澳大利亚雪梨（悉尼）经理处、利物浦分经理处、古巴夏湾拿（哈瓦那）经理处……这些机构大大有助于同盟国之间人员、物资、情报和资金的沟通，有助于广大华侨支援国内抗战。

1939年，中国银行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14%，1941年增至46%，此后长期保持在50%左右。抗战期间，中国银行利用多年国际化发展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了收转海外华人救国汇款的重要通道，对整个抗战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记录：“敌陷厦门……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乘机取利……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与闽粤各地各城市乡村而谋求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有甚低廉。”

金融战线上的实业救国

百年变迁,不变的是金融报国的初心。抗战时期，中国银行虽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压力，但其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的价值追求并未改 变。

20世纪30年代，时任中国银行烟台支行经理兼张裕酿酒公司总经理徐望之力挽狂澜，重振张裕酿酒公司，并注册“解百纳”商标，在金融战线竖起了“实业救国”的大旗。

张裕酿酒公司由爱国华商张弼士于1892年创立，是中国著名的民族酿造企业。但随着1916年张弼士病逝，公司由盛转衰。本着实业救国的初衷，自1923年起，中国银行给予张裕酿酒公司贷款支持，至1932年6月结欠51万元。1934年7月，经法院裁定，中国银行正式接管张裕酿酒公司，徐望之兼任公司总经 理。

面对资不抵债、生产停滞、困难重重的企业，徐望之下决心帮助企业扭转困局，寻遍专业人士，解决葡萄栽培、酿造技术等专业问题。其间诞生的“张裕解百纳”是中国人酿造的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至2020年年初全国销量已突破5.6亿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