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萌芽在初一，绽放在三尺讲台上。

三十余年前，我是家乡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那时候晚上停电是常事，学校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晚上备完课、批改作业后，在窗外的虫鸣，抑或是山风的怒吼声中，我用笔写下家乡的山、水、风俗人情，亦或是属于那个年纪的情感、困惑等，篇幅都在两千字左右，属于散文类。

完稿后修改，再一笔一划地抄在稿子上，装进信封，仔细对一对报社的地址，确认无误后贴上邮票，等星期日休息时翻山、趟河，走三十多里地去镇上邮局。

每次，柜台里的工作人员见信封上邮票已贴好，就会提醒我直接投入门口的邮筒中，不用花时间排队。

“投进外面的邮筒不安全，万一把信丢了呢？”我怯怯地解释。

“什么信这么金贵？”工作人员的语气并不友好。

“是写的稿子，交到你们手上才放心。”我实话实说。

“犟！”工作人员接过信，摇摇头。

看到他把信放进了柜台边的一个小筐里，我才安心地出邮局。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

慢慢地，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和我们本省、市报纸上。种下的“种子”，终于在文学花园里开始生根、发芽，我期待着将来能枝繁叶茂、开出灿烂的花、结出甘甜的果，为此，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写作上。

后来，学校合并，教师精减，最先离开学校的就是我们这些代课老师。屋漏偏遇连阴雨，在我还没有想好下一步如何走时，母亲因病突然离世，留下我和读高中的弟弟相依为命，自然地，经济上的窘迫立马成为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长辈们劝我和村里人一起去南方城市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并支持弟弟完成学业。的确，这是最理性的选择，那时候南方工厂遍地，村里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都去了工厂，支持弟弟继续读书，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选择北上，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文学生长的土壤，而去南方，工厂工作时间长，也许赚钱能养弟弟，但文学梦就得放弃，但我决意二者兼顾，绝不放弃责任，同时也要坚持写作。

“写稿子是有文化的人做的事，你又没有读多少书，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去北京那样的地方能养活人？”

“你个苕样，写字能卖多少钱？进厂还能挣个三瓜两枣，勉勉强强养活你自己和弟弟。”

村里长辈们善意的劝告不绝于耳，但我心意已决。

到了北京，最初几年在学习之余，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写作，为将来出版文集做准备。

写了十万字的时候，我估摸着出版一本集子的字数够了，就打印出来准备投稿，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出版与以往单篇投稿不同，出版社收到稿子后，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反馈，就意味着落选，稿子不退回。

三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等，但稿子不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打印一份费用超过百元。我希望拿着稿子去出版社拜访，当面和编辑沟通，如果他们有意就留下，觉得不合适带回来再找下一家。

但现实给我泼了冷水，双休日我有时间去出版社，但他们又休息，偶尔调休在工作日去，负责接待的编辑得知我是素人，没有出版先例、没有名家为书加持时，直接拒绝，连看稿子的意愿都没有。

每次回到出租房，我都在小本本上记下哪家出版社拒稿，接着查找下一家的地址、电话。

拒绝的次数多了，我也了解到一些出版的门道，有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合作，收小说、散文、社科类的稿子。我从同事小孙那里打听到亚运村一家文化公司，主要出版散文，且不计较作者的头衔，而是根据稿子质量说话。

联系到这家公司的高总编后，他很体谅我的处境，让我下班后再去找他，这样就不用请假。约好时间的那天，刚好北京下雪，晚高峰堵车，小孙见状把他的手机借给我用，以方便随时和高总编联系，当时用得起手机的人不多，我也没有余钱买。

等我赶到亚运村时，已是晚上九点，早过了约好的六点半，以为高总编已下班，当我不安地拨通他的电话时，没想到他还在，让我直接到办公楼下的肯德基店，他在那里等我。

挂了电话，我的眼泪就出来了，不管要不要稿子，就凭这份对作者的体谅，高总编就是我文学之路上的贵人，我暗自想即使拒稿，今天来这一趟也值得，因为高总编在做人处事上，已成为我的楷模。

高总编为我点了汉堡、鸡腿、可乐，我真的饿了，在大快朵颐的时候，他飞快地翻看着稿子，偶尔问一、两个问题。

“严格来讲，你这里面有的文章只能算得上小品文，还缺乏一定的深度、厚度，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出版标准，但也有优点，这些小品文很符合时下年轻人的阅读胃口，他们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等我吃饱喝足后，高总编温和地开口，指出稿子中有几篇如何修改，才会更出彩，同时建议最好是把稿子通读一次，尽量减少错别字，有的文章篇幅太短，不适合收录进集子里，等等。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稿子提出中肯的意见，尽管拒稿，但让我“死得明白”，我起身朝他深深鞠躬，感恩他的直言，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不足。

“我有位朋友的公司，倒是喜欢出版这类文集，你得空时候拿着稿子去看看。”高总编在便笺上写了一个手机电话，还有那家文化公司的地址。

出了肯德基店，我拎着稿子在北京的雪夜，朝公交车站走去，还未到站，就见一辆车快进站了，忙跑着去追，不妨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挣扎着爬起来，终于赶上了那趟当晚去北六外的最后的一趟车。

十一点半，当我回到出租房，放下装着稿子的书包时，才发现小孙的手机不见了，我明明记得出肯德基店时，放进了羽绒服的口袋里，想必是摔倒时，掉在雪地里没有发现。

来不及沮丧，我开始按照高总编的意见修改稿子，北京的冬比家乡冷，我还没有学会生炉子取暖，手冻僵了无法握笔，就起身在屋子里跑步，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其实跑不开，说是转圈更合适，待身上暖和后再写，就这样持续了半个月，白天上班、晚上修改，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终于完成。

拿着重新打印的稿子，我去天通苑拜访了那家公司的负责人，他看了开头几篇，让我留下稿子，一个星期内给我答复，知道我没有手机后，他又叮嘱我第五天给他打电话，到时候肯定有准信。

这次，我知道有戏了，这是唯一让我留下稿子的出版公司，也是我被拒稿后第二十五次投稿。

第五天，我给那位负责人打电话，他告诉我稿子达到出版要求，让我礼拜六去公司面谈签约细节。

这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作品集，虽然因为不懂版权，稀里糊涂地签订了一次性买断，所得的稿费除了买个新的手机赔给小孙外，所剩无几，但我依然满心欢喜，感觉离自己的文学梦近了一步。

再后来，我出版了长篇小说，也有作品与网站签约，耳边的赞美之声渐渐多了起来，奇怪的是，我再也没有出版第一本书时的激动，反而是平静，甚至觉得下一本才是最好的，也正因为有这个想法，在工作之余一直没有停下笔，并抓住机会向茅盾文学奖梁晓声老师、周大新老师请教、学习。

两年前，我创作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完稿后打印了一份送给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老师，请他提修改意见。

年过七十的梁老师有社会事务，还要从事创作，但他仍然挤出时间看完稿子，并从小说结构、人物设定等方面提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梁老师是中国文坛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而我只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没有应付或是口头答应但迟迟不看稿子，从梁老师提的意见中，我知道他读完了全稿，而且是以专业、严谨的态度提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梁老师不看头衔、不薄后生，尽心尽力扶持文学晚辈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也是我继续追梦的动力之一。

文学之路，道阻且长，但只要坚持写下去，梦想之花就会绽放！

（本文是根据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的分享课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