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在线上举办了“智能传播与算法推荐”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数据安全、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算法伦理、算法优化和算法规制等议题展开讨论。

现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汤景泰表示，当今社会对算法有非常明显的污名化的倾向。从汤景泰个人观点来看，信息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快速增长的巨量信息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矛盾"，它跟公众信息福利的实现造成比较严峻的挑战。因此，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有价值的信息和个体需求之间的良性匹配。

在信息稀缺状态下，典型的逻辑是人找信息。比如八十年代的农村，想找本书都很难，一群小学生围拢在一起看一本书，是非常典型的信息稀缺状态下的传播现状。现在，终端如此丰富，再加上信息的巨量增长，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信息找人"，怎么样让有价值的信息匹配真正有需求的人，所以核心是价值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于个体命运与社会的良性运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信息和人实现合理匹配之后，能够对个体命运产生根本性改变，并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

那么该如何实现这种信息的有效匹配呢？汤景泰做了这样的思考——一方面在分发阶段，要不断提高推荐算法的全面性与精准性，不断提升与受众信息消费需求的匹配度，另一方面生产阶段，要利用推荐算法的实际效果反馈，不断提升供给侧的质量，提高信息生产的价值含量。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信息福利。

基于这种建设性逻辑，再来思考现在针对推荐算法形成的种种舆论，会发现有一种典型的失焦现象。汤景泰表示，针对算法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可能未必能够适应或者有效帮助改善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典型概念就是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一个不证自鸣的"理论"吗？

在汤景泰看来，未必如此。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信息茧房"的理论前提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为什么会形成信息茧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但实际上受众的选择性接触真会发生如此广泛并且普遍的影响吗？通过研究发现，用户的选择性接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社群之中关键KOL的跨群互动都可以改变信息单一化的问题。

另外针对信息茧房概念，汤景泰也做了特别解释。从用户角度而言，当下的受众会拥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接触终端。即便一个平台里面可能会出现信息单一化的问题，但是在多种平台共用的现实情景之下，想要形成信息茧房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际场合，信息茧房很少被使用，他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过滤气泡或者网络回音室效应。

那么为什么信息茧房反而在国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使用，反而在国际语境之下使用的相对要少很多呢？汤景泰团队对相关的概念问题做了一番学术上的梳理，发现在信息茧房之前，人们对所谓的信息接收单一化问题早就有研究。其中非常典型的概念叫"网络的巴尔干化”，即互联网已经分裂为各怀利益心机的繁多群类，并且一个子群的成员几乎总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或者阅读仅可吸引本子群以及其他成员的信息材料，就跟地理分割一样，也会呈现出一种"巴尔干化"。

汤景泰认为，在这个概念提出的1997年，无论是平台还是算法都没有出现在信息单一化的归因里。但现在我们再用“信息茧房”概念讨论信息单一化问题的时候，却把推荐算法归结为主要原因。在这样一种原因置换之中，背后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

汤景泰认为，使用信息茧房这样一个概念，使其更容易成为一种舆论攻击的工具，特别是信息茧房概念运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更有利于煽动普通大众对技术的恐惧，进而实现抹黑算法推荐技术的目的。

汤景泰总结称，在算法污名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比较典型的策略：第一个是对生命健康的恐惧诉求，第二个是瞄准社会安全的一种政治威胁，第三个是继续强化人们对于技术恐惧的文化模因。这种舆论上对信息单一化问题的简单归因，特别是算法原罪的现象，反而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最后，汤景泰表示，探讨算法问题，还是要回归到提升公众的信息福利这个基点上，聚焦如何去优化算法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样就会偏离我们所应该聚焦的真正的社会问题，陷入失焦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