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美联储前主席耶伦（Janet）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并在最后一日压轴登场。她在演讲中力挺拜登的经济议程，称之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并将其与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供应侧方法进行对比。

《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于2021年3月生效，其核心是确保总需求将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在这方面，拜登的战略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倡导的“凯恩斯主义方法”。耶伦表示，需要比较的是新方法与传统的“供给侧经济学”的区别，传统的方法也寻求扩大经济的潜在产出，但手段是放松监管和减税，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但这些措施还不够，而且往往会做得过火。相比之下，‘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优先考虑劳动力供应、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研发和可持续环境的投资。这些重点领域都旨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不平等问题。最近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国会仍在考虑的《建设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都包含了这种现代供给方面的方法。” 她称。

去年底，美国总统拜登高达1.75万亿美元的《建设美好未来》法案受阻。该法案包括了5500亿美元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新能源汽车税收抵免大幅加码，每辆电动车最高可获1.25万美元补贴；法案也致力于让处于工作年龄的父母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扩大劳动力供给等。

当时，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突然倒戈，以通胀关切为由，表示“无法投票赞成继续这项立法”，这意味着该法案只得“来年再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随即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抨击曼钦的倒戈举动。他表示，法案中提议的开支会分摊到未来多年，因而不会在短期内大幅提高总需求，头一年对赤字在GDP中的占比提升效果仅为0.6%，“在我所知道的任何模型中，这都不足以使通胀有显著变化。此外，美联储近期已明确表示，如果通胀无法消退，就会准备加息，因此政府支出对通胀的重要性应该更小。”

耶伦此次力挺拜登，显然是在国际舞台上声援《建设美好未来》法案。 她表示，“我们的新方法远比旧的供给侧经济学更有前途，我认为旧的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种失败的增长策略。对资本的大幅减税并没有实现他们承诺的收益。放松监管在总体上和环境政策方面有着同样糟糕的记录，尤其是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而且，通过将税收负担从资本转移到劳动力，加深了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

耶伦这番言论似乎也意在批判前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去监管和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2018年耶伦未连任美联储主席，当时就有观点认为她与特朗普“格格不入”。

耶伦认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规模、劳动人口的生产力、资源的可再生性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寻求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少不平等和对环境的破坏。

当前的经济形势也非常适合这种现代的供给侧扩张。在耶伦看来，美国的潜在GDP增速受到劳动力下降的限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生产率增长一直缓慢。“我们在公共基础设施、儿童和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员教育和培训方面投入不足。这种投资不足扩大了高技能工人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扩大。”

在耶伦看来，拜登的经济议程从三个方面体现了现代供给侧方法论。第一个问题与劳动力供应有关，并反映在《建设美好未来》法案中。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劳动力供应就已经是美国的一个突出问题，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另一部分原因是过去20年劳动力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现在，疫情和移民减少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劳动力参与率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抑制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共同推动的，比如带薪休假不足和育儿成本高。《建设美好未来》法案的核心是通过让处于工作年龄的父母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来应对这些趋势。它提议在扩大老年人护理的同时，再普及两年的幼儿教育。它寻求将大多数家庭的托儿支出限制在他们收入的7%。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则旨在为家庭提供更大的经济保障，同时激励低收入工人寻找工作。这些计划应有助于扭转美国劳动力参与率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持续下降趋势，并推动潜在GDP增长。

拜登议程的第二个重点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只有1.1%，大约是之前50年的一半。这导致工资和薪酬增长缓慢，处于工资分配底层的工人的历史性增长尤其缓慢。拜登政府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帮助解决工资增长方面的差距问题。重点是提高工人的技能，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使他们能够利用新技术。“为此，我们提议对人力资本进行广泛投资，从早期儿童教育到社区大学、学徒培训和工人培训。”耶伦称。

此外，耶伦认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长期投资，如宽带、港口、公路和铁路，应该使美国家庭、工人和企业都受益。“我们正在投资新能源基础设施，并支持研发，以激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这些投资应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和缓解极端天气事件来促进可持续增长，而极端天气事件也对穷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与税收有关。耶伦称，当前的跨国税收体系削弱了可以为供应扩张提供资金的财政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全球的税收负担已经从企业转移到了中产阶级身上。“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对自由流动资本的企业税率竞相降至最低。在这场竞争中，没有哪个国家是赢家，全世界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都是输家。大型跨国公司受到激励，将利润藏匿在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低税子公司中，以税收驱动和进行低效的交易。因此，这种‘逐底竞争’耗尽了政府应对复杂挑战所需的资源。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正当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导致一些公司将实体经济活动转移到美国境外，从而进一步收缩供应，降低美国的生产能力。”

去年，130多个国家同意制定征收企业税的新规则，采行至少15%的税率，并放弃国家数字服务税以支持新的课税权。耶伦认为，该协议得到了代表全球90%以上GDP的134个国家的支持，并表示新的国际税收制度将帮助政府投资于工人和经济，同时为美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美国领导和多边主义力量的一个显著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