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上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即将于3月14日到期，留给美国总统拜登推动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的时间不多了。

当地时间2月27日，这一超大规模的援助方案在众议院以219：212的投票结果得到批准，并被送往参议院接受审议。拜登随后在白宫发表简短讲话，呼吁迅速通过这一方案。“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拜登说，“如果我们迅速、果断和大胆地采取行动，我们最终可以走在病毒前面，让我们的经济再次运转。”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也表示：“经济学家们达成的广泛共识是，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人们需要更多帮助才能确保不饥餐露宿。”

与此同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正在寻求为法案中备受争议的最低时薪条款拿出后备计划，比如对总收入超过25亿美元但最低时薪不足15美元的公司征收5%的年税作为惩罚。但这或将引起反对派更大的反弹。

对于美国加税的前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对第一财经记者称：“2020年美国创造了4万亿美元的赤字，特朗普政府时期国债增加了7.84万亿美元。从长远来看，民主党是会选择对企业以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加税的，但不是现在，当前经济仍然低迷的时期，若开始加税企业将更难恢复活力。”

刺激计划规模分歧仍存

该救济计划将加强和延长失业福利，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向一些符合条件的个人以及家庭发放1400美元的支票，并为美国疫苗接种计划和病毒检测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拜登还希望提供1300亿美元帮助学校重新开学，350亿美元用于高等教育，50亿美元用于“重灾区教育基金”。

与分别在去年3月和12月获得通过以及两党一致支持的两份经济刺激计划不同，拜登政府力推的1.9万亿美元方案却面临着泾渭分明的党派对立局面。民主党人放弃了两党合作路线，并指责共和党人对规模望而却步，而共和党人则认为，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这份法案过于庞大和浪费。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说：“这不是一个救济法案，它照顾了民主党人的政治盟友，而未能为美国家庭带来好处。”共和党议员努内斯（Devin Nunes）则称，这份计划是民主党在未来四年内的“活动经费”。

拜登曾表示，他认为美国面临的风险不是做得过多，而是做得不够，然后陷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导致增长乏力的循环中，类似于2008-2009年经济衰退时的结果。耶伦最近也表示，一个强有力的复苏计划可能会使美国在明年恢复充分就业，而不是挣扎到2025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投资咨询公司BCA Research的研究分析师比尔克（Pavel Bilyk）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导致美国“经济过热”的风险很小。一方面，最近的刺激提案强调对家庭的直接转移支付，其中一部分资金将被用于储蓄而非消费。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仍有大量的空间。而且在疫情结束后，预算赤字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近的预测中，称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21-2022年将出现负财政推动力。

据报道，一些商业团体已经呼吁国会通过拜登的或其他版本的救助方案。富国银行投资学会投资分析师米阿诺（Tony Miano）表示：“（拜登救助方案中的措施）这些努力将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这可能会增加对国会的压力，使其就新一轮经济支持计划达成妥协。”

下一步，如果参议院从3月1日当周开始对众议院的计划提出修正案，那么修正案将会被送回众议院接受再次投票。若众议院不同意参议院的版本，则两院必须开会，在会议委员会中起草一份最终的、可以达成一致的立法。但这一系列流程，很可能会使拜登在3月14日前通过法案的希望破灭。

15美元最低时薪引发的争议

在这份1.9万亿美元的方案中，最具争议的是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的要求。目前，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到2025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可以为2700万工人带来加薪，并使90万美国人脱离贫困线，但这可能会使140万美国人在未来四年内失去工作。不少参议院议员上周表示，这一条款是不可接受的。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怀登（Ron Wyden）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两位民主党议员呼吁，在提高最低时薪的原计划遇挫后，可以转而推行对企业的税收惩罚。如果年收入超过25亿美元的公司给工人的最低时薪低于15美元，则需要缴纳5%的年税。

截至2月28日，白宫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表态。参议院需要时间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民主党人一致认为，拜登必须在3月中旬之前签署该法案，以防止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失业救济。这样一来，怀登和桑德斯最多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来撰写复杂的新税收措施，并向整个民主党党团推销。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一计划将全面打击财富1000强中的公司。“大多数领着最低工资的工人，并不在超大型企业中。”研究最低工资的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布（Arindrajit Dube）表示反对，“另外，有什么保障措施可以防止大公司将低工资工作外包给小承包商呢？”

富国银行全球市场策略部主管克里斯托弗（Paul Christopher）认为，从历史上看，关于加税的复杂谈判需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到2021年年中，国会又必须决定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幅度，这也同样棘手并旷日持久，税改很容易拖到2022年。而届时，随着下一届国会选举周期的临近，国会可能面临新一轮加税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