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GDP增长8.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8.3%、7.9%、4.9%和4%，呈现逐季回落走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外部看，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全球肆虐，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从内部看，总需求不足特征日益显现，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各机构对我国今年GDP增速预期分歧较大。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11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是5.1%，较去年6月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月25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8%，较前次预测下调了0.8个百分点。国内研究机构的预测值主要集中在5%-6%之间。近期，各省区已经陆续公布了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超过7%的省区有2个，7%的有7个，6.5%的有7个，6%的有5个，5.5%的有8个，5%的有1个。由此可以推断，全国经济增速应在5.5%以上。

把5.5%作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目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一方面，稳增长主要是保就业。今年就业压力更加突出，仅高校毕业生就达到1076万人，较2021年多增167万人，灵活就业人员高达2亿人，稳就业的压力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稳增长是防风险的需要。2021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了7.7个百分点，但是部分行业和企业仍面临信用违约风险，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有助于化解潜在风险。

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过程中，新经济的拉动效应还相对有限，需要传统经济托底。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0.9%，拉动增长1.7个百分点；消费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贡献率为65.4%，拉动增长5.3个百分点；投资明显回落，贡献率仅有13.7%，拉动增长1.1个百分点。预计2022年外需增长会显著放缓。一是去年我国出口基数较高；二是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外需回落；三是随着疫情冲击减弱，国际供应链逐步恢复，部分订单需求转移。在此背景下，稳增长就必须通过稳定和扩大内需实现。

人民银行表示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全面降准，优化银行资金结构，LPR两次累计下调15个基点，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和2000亿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总量和结构政策工具协调发力，对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主要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在用好结构性政策的同时，仍需总量政策发力，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尽快扭转预期、提振信心。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更加清晰，预计在3月结束购债后将启动加息，全年加息预期已由3次提高到4次，并将适时启动缩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显现，一些主要经济体已经提前加息应对本国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压力。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有限，我们要抓住美联储政策实质性收缩前的窗口，使用好总量政策工具，继续采取降准、降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等方式，进一步提振总需求，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首先是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和必要。外汇占款作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作用已经下降，可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长期流动性，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随着财政政策前置发力，降准释放的长期资金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配置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降低财政融资成本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其次是下调政策利率。降低逆回购、MLF等政策利率，不仅会降低金融机构从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从而引导LPR下降，而且政策利率中枢下调，有助于引导广谱利率水平下降，鼓励投资和消费。

再次是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近期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中美利差不足100个基点，但人民币汇率仍然相对坚挺。鉴于今年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适度贬值有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更好地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实体经济发展。

针对当前预期转弱、总需求不足，还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发力。财政政策在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同时，发挥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作用，重点支持“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对有效益、有前景的项目可以下调自有资本金比例，撬动银行配套资金，既解决了银行信贷投放中的“资产荒”难题，又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基建的乘数效应。

总之，与结构性问题相比，预期转弱和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前置发力，确保今年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