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价格压力超出预期，令市场感到意外。例如，美国4月整体通胀率飙升，月环比上涨0.8%，创下2009年9月以来的新高，相比之下，市场普遍预期仅为0.2%。同时，核心通胀率（剔除食品和能源）月环比上涨0.9%，为自1981年以来最高。目前美国年化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显著高于预期，分别为4.2%和3%。美国股市应声下跌，标普指数单个交易日跌幅超过2%。此外，由于美国一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不出所料，翌日全球股市随之回调。

不过，通胀忧虑的存在显得无关紧要，纯粹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一直保持着强劲之势。当投资组合受到负回报率的威胁时，此类“好的麻烦”似乎无足轻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中心的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中引发失衡的事实意味着，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例如在欧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0年9月的低点-0.3%飙升至今年4月的1.6%。在中国，较高的商品价格导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4月升至同比6.8%，为自2017年以来最快增幅。

有意而为之

当持续上升的通胀率是由经济增长加速导致时，政策制定者往往比较放心，尤其是经历过二战以来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之后。换句话说，如果驱动通货膨胀的因素被认定是暂时性的，体现了所谓的统计基数效应和疫情造成的供给面扭曲，那么“放眼于”价格正常化之后时期的意愿就变得可以接受。

根据美联储多位官员过去几个月发表的言论和声明，选择不去加息——即认为2021年下半年价格压力将会缓解——似乎是美联储的主流态度。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暂时性而非结构性的，这也是笔者赞同的前景和策略。

然而，形势变得比超越“暂时”略微复杂，尤其当财政赤字继续扩张，而货币政策依然宽松时。笔者认为美国极有可能处于这种情况。相对美国经济对政策扶持的潜在需求，拜登政府出台的财政回应规模似乎太过庞大。

目前我们认为，4月非农就业人口数据意外消极以及通胀率意外上行应促使美联储维持前瞻性指导不变。同样，我们预计美联储可能在年底之前就逐渐缩减宽松措施发表一份声明，而实际减少债券购买则将发生在2022年。我们认为，美联储可能到2023年底之前再加息两次。

对亚洲的影响

中期而言，对美国有利的，（仍然）往往也对亚洲有利，加速增长的美国需求可能对整个亚洲产生积极影响，这主要通过出口增长来实现。然而，在面临重大短期挑战的背景下，中期利好似乎无足轻重，美国股市动荡、债券收益率上扬以及美元弱势的终结无一不侵蚀着本土投资者（特别是散户）的持有力。因此，特别是在夏季，前路或许并不平坦。

如果假定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持续购买资产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收益率上升，那么更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差异将可能通过美元汇率稳定（甚至可能略微走强）更好地体现。而且一般来讲，历史表明，“持续上升的收益率和坚挺的美元”这种组合往往并不利好亚洲，因为金融条件收紧会对风险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公平而言，相较2013年5月“缩减恐慌”期间，亚洲经济目前的状况更加理想。2013年5月，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引发资本外逃，并导致赤字经济体（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央行加息以保护本国资本账户。相反，2020年外汇储备改善，实际利率走高，通胀率较低，亚洲地区牢牢保持住经常账户顺差，只有印度尼西亚例外。该国仍然面临小幅逆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45%。

尽管区域经济无疑相较2013年更具弹性，但笔者坚定地认为，在一个通胀率潜在上升的环境中，亚洲各央行仍然不愿意加息，反而更愿意先允许各自货币走弱，以此作为调整适应全球利率环境变化的一种方式。

然而，市场对此了然于胸，预知最终收紧的前景或将令逐步展开的疫苗接种蒙上阴影。最终可能触发的紧张不安情绪，加之美元潜在走强和偏高的估值，都可能导致近期亚洲股市处于动荡之中。

随着夏季结束，通胀率飙升之势逐渐退去，外部顺差开始占据上风，笔者认为投资机会将会显现，在与通胀挂钩的收紧恐惧逐渐散去的背景下，亚洲货币足以打破平衡，并再度吸引投资者重返区域股市。

（作者系瑞信环球首席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