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杨早看来，1912年是个糟糕、充满各种可能性、弥漫着焦虑情绪，但其历史观察价值又被忽视的年份。

这一年，皇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立了第一个国会，选出了第一位总统，见到官员第一次不用叫“大人”或“老爷”，从这个角度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年。

就日常生活来看，1912年却比1911年更令人不安。苏州不断有商铺租户因生意冷清生活无着落而悬梁自尽；因粮食不够，政府甚至在报纸上发文，劝上海人多吃面少吃米饭。

“全年都很糟糕，社会上一直交杂着焦虑和希望两种情绪，但又充满各种可能，这是1912年吸引我的地方，尤其是社会精神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杨早的新书《元周记》最近出版，从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写到年末的鼠疫防治。这是继《民国了》后，杨早完成的第二部民国历史写作。

在杨早之前，将目光专门聚焦到1912年的历史写作寥寥无几。学者张晨怡写过《1912：帝国的终结》，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是典型的宏大历史叙述手法，选了袁世凯、逊帝溥仪、章太炎等6个著名历史大人物，展现历史转折中各种力量的沉浮。

相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在《元周记》中采取大众化的立场和视角，选择从《申报》上刊登的新闻作为切入点，来观察1912年。之所以将《申报》作为一手研究材料，杨早解释，因为它是清末以来公认最有名的大众报纸，靠商业广告盈利而非政治团体资助，其立场相对比较客观。当时上海报业发达，《申报》的竞争对手包括《上海新报》《新闻报》《时报》等，为了保持公信力而不失去读者，《申报》刊登的新闻整体也比较真实可信。

另外，《申报》办报地点在上海租界，可以无需太顾忌政府的压制与禁令，新闻报道“尺度”更大，呈现的社会面自然更为广阔。为了满足租界读者对国际新闻的需求，《申报》还大量购买、转载如路透社、《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可以说基本涵盖了当时国内外热点新闻事件。

为此，杨早差不多花了近一年时间，把1912年的《申报》全部翻阅了一遍，光是抄录笔记就有10万字以上。因为长期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缘故，杨早本能地对小人物和历史细节充满兴趣。在《元周记》的写作中，这种特点也很明显，不管是剪辫子风波，还是拆城墙，很多章节都是从社会民生角度来重现1912年的历史。“很多大事已经被多次书写了，我就更关注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层面，我也是小人物。”

《元周记》

杨早著

九州出版社·后浪2020年12月版

第一财经：你写民国历史，为什么会专门关注到1912这个年份？

杨早：民国初年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有人截止到1915年，还有人以“五四运动”爆发作为民国初年的结束。之所以不太聚焦于某个具体年份，因为辛亥革命本身成功还是失败，历史界有不同看法，接着1913年又爆发了“二次革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提出，民国史研究中有“倒放电影”的倾向，也就是知道了结局去倒推历史，关注那些被认为对后来历史影响比较大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历史研究是做了遮蔽的。因为沿着这种思路，我们知道后面北伐成功、建立国民政府，肯定会认为国民党是条主线，再倒推到孙中山，那这条线就变得相对比较单一。

我个人觉得，1912年一直有点被忽略。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3年“二次革命”，这段时间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时段。特别是1912年2月南北和议达成后，没有皇帝，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共和怎么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预设。有人乐观，有人观望——比如西方列强。大家都用这一年的时间在理解和慢慢摸索什么是共和，从大的国体、国家制度建设，到小的如剪辫子，都是各界在想象新世界是什么样子。1912年很糟糕，但也很迷人。

第一财经：你说1912年是充满焦虑的年份。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是怎样判断出来的？

杨早：我前面说到，1912年好的地方是有各种可能性，但另一面就意味着不稳定。整个社会充满希望又很焦虑，双重情绪在1912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第一，国家是崭新的，大家想局势赶快稳定下来，当时在哪里定都、采取什么样的历法，包括要不要过端午节等，都会引起很多争论。

第二，焦虑还包括新的国家会不会被世界承认，政治经济能不能正常运转，新政府能不能给大家安定的生活，等等。

第三，如何重新想象国家。清帝逊位后，民国合法地继承了所有的土地，但晚清以来很多西方国家都在觊觎中国领土，民国元年新疆、西藏、蒙古都出现了想独立的危机。《申报》的主要读者在上海，上海以前是不太会关注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的，也不了解。但当时报纸上很多这方面的报道，说明危机刺激了中国人。

第一财经：1912年之后的《申报》，就读不出那种双重情绪了吗？

杨早：其实不一定要看《申报》，就说我们比较熟的鲁迅吧。辛亥革命刚发生的时候，他跟着学生一起迎接革命军，去看光复后的绍兴城，大家坐一圈很激动很高兴。很快他到了南京，去教育部，又到北京，经过一些事情后，慢慢就变得消沉，这种情绪在《阿Q正传》《风波》里都写出来了。鲁迅的情绪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对民国开始失望甚至有点绝望，所以从袁世凯到张勋的两次复辟，不是没有心理基础的。一直到“五四”的时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还说“其实中国人更喜欢皇帝”，这话都不是随便说的。

第一财经：剪辫子是1912年比较重要的日常生活事件，但当时却因此起了很多冲突，包括新军强迫剪掉旧军的辫子，甚至引发冲杀和骚乱。今天再看这些风波，有什么启示？

杨早：对身体的塑造，不管是发型还是服装，其实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1912年表面上共和民主了，但公共权力依然在某种时刻会入侵个体生活，使得本来是私人的剪头发，上升为公共事件，并且是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从当时剪辫子引起的各种风波也可以看出，与社会改变和文化改变相比，政体改变相对容易，旧政权推翻就结束，但是之后对社会文化的改变是很漫长的过程。这些历史对我们当下都是有思考意义的。

第一财经：1912年《申报》上刊登的新闻中，你还专门选了“泰坦尼克号”沉没来介绍。为什么？因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太有名？

杨早：“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当时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没太大关系，但很有意思的是，《申报》对这件事进行了非常多的报道，此后还迅速进入了民国小学教科书，不是作为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是告诉小学生发生公共灾难时不要慌乱，要听从指导有序撤离。

在我看来，“泰坦尼克号”在西方媒体的叙述中有多种解读。一是象征工业革命的一种失败，船沉没后对西方人的自信心打击非常大。二是西方媒体把它解读成一件好事，通过宣扬“泰坦尼克号”里的绅士精神、敬业精神，把灾难变成正能量价值观的输出窗口。这种做法被当时的中国媒体接受了，后面之所以能被广泛传扬且进入教科书，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人需要这么一个事件。

当时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报人，都有建立共和合法性的需求。为什么不能留在前清？为什么要现代化？这些需要向大众解释。而当时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又是糟糕的——“五四”时期反传统思潮在1912年就已经出现，正好“泰坦尼克号”的新闻里特别强调人性的高贵，相当于在中国需要这样案例的时候恰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才那么快地被中国人拿来进行国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