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铸就了全民中产社会。然而，随着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崩溃，越来越多的正式员工逐渐被低工资、低保护、缺乏安全感的非正式员工取代，日本中产阶层开始分化，社会开始走向机会和结果均不平等的“格差社会”。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当今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走向底层”，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而进行的竞争。

书名“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正是在“格差社会”的延长线上出现的现象，尤其是这样一批人——“单身寄生族”，他们为了保住目前父母为其营造的中流生活而竞争。1999年，山田昌弘首创“单身寄生族”一词，到该书出版时，他已对这一族群观察和研究长达25年。这些人与父母同住，以逃避的方式得以继续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然而，他们终将在未来陷入窘境：不仅无法过上父母的那种生活，也无法继续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而在日本之外，包括在标榜成年即独立的欧美国家，独立的年轻人因为无法生存而选择回到经济安稳的父母身边的所谓“飞镖一族”，以及相应的“手风琴家族”（像手风琴那样，可以伸缩“大小”的家庭）也在逐渐增加，更不用说与日本文化一衣带水的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单身寄生族”同样是个问题。

山田昌弘的研究能够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社会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本书译者胡澎就此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平等神话”的破灭

第一财经：日本社会从“一亿总中流”滑落到“格差社会”，是怎样一个过程？

胡澎：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中产社会。20世纪70年代，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社会总体收入较为平均，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均不大。这一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十分有利于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形成得益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教育领域出台的一系列缩小社会差距的政策和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曾创造了“平等神话”的日本社会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非正规雇佣、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产阶层分化并向下流动的趋势，显示出日本正在从“一亿总中流”社会走向“格差社会”。

第一财经：从“单身寄生族”这一说法刚出现，直至他们发展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作者山田昌弘的视角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胡澎：在社会还没有普遍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应该有一种警觉，能够敏锐地指出问题所在。山田就是这样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他的书非常受欢迎。他总是能看到社会发展的苗头，并且预见到未来20年会怎么样。

1999年，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单身寄生族”。当时，20岁世代的单身寄生族一直拖延着不结婚，享受着宽裕的单身生活，日常基本生活（居住和吃饭等）都依靠父母，自己收入的大部分作为“零花钱”来消费。在那之前，此类未婚者的存在从未被“发现”过。

山田在书中写道：“单身寄生族是日本社会停滞的象征……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群体表面看上去出手阔绰，消费奢侈，但这样宽裕不过是以不结婚生子作为代价换取的，其结果将导致少子老龄化，即便日本社会在短期内经济可能会显露出景气，但未来经济发展恐怕是会停滞的。”

山田对于当时的社会怀着这样的担忧，没想到一语成谶。20多年后，山田提到的那些青年单身寄生族已是中年人，他们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他又提出了“中年单身寄生族”的问题。2040年，当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更加老去，甚至死亡，这批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社会交际关系，又该怎么办？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1999年，山田还首次提出了“婚活”一词。2010年，他的《“婚活”现象的社会学》一书出版。日本有“就活”一词，指为了就业参加各种活动。他就结婚难现象创造了“婚活”一词，他建议，如果想结婚，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各种与结婚相关的活动，不能坐等意中人的出现。一时间“婚活”一词铺天盖地，还入选了当年的流行语大奖。

山田善于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善于创造词汇，并提出建议，所以他的著作在日本基本出版一本就畅销一本。而且他写的东西很易读。他举的例子、使用的语言，都非常亲切，就像在跟读者漫谈一样，很好懂。这是他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第一财经：在他第一次提出“单身寄生族”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建设性。他指出日本社会错过的机会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

胡澎：山田首先提出了这个社会问题，然后进行了一些分析，怎么办方面他其实并没有着墨很多。但是他的基本思路是针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针对个人，他曾说过，日本社会一度流行一种“自我责任论”的思潮，就是我自己选择这条路，我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他说，年轻人还是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设计，不能总是消极被动。包括“婚活”，就是说你不能总是这么消极等着结婚对象的出现，一定要为结婚而努力去做一些事，创造一些机会。

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也有责任。日本政府和社会对“单身寄生族”的关注和帮扶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种隐性存在。如果他是单身，自己租房住，靠打工维生，生活如果很贫困，会引起公众和社会关注，政府就会考虑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但是，“单身寄生族”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的贫困现状是被掩盖了的。他们结不了婚，好像也并不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这一群体似乎从未进入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视野。

山田认为，当这群人没有走出家庭进行正常婚恋时，社会应该给予一些帮助。比如像非正规雇佣的群体，应该给他们更多关注，包括税收、社保、医疗的关注，或是提供更多就业和学习晋升的机会，以及对于他们生活中具体人际关系的建立提供帮助……日本社会对于这一群体关注得太晚了，所以造成了他们一旦这样生活，就只能这样持续下去了。

“低欲望世代”与“格差社会”的风险

第一财经：在中国有“躺平族”和“啃老族”这样的流行语，感觉跟日本社会的“单身寄生族”有相似性。

胡澎：对，有相似性，但也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躺平”这个词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比如说，我可能会选择一种我不想加班，也不想拼命挣钱买房的生活模式，我就按照我自己现有的能力，过我自己能过的生活，可能类似于日本的“低欲望世代”。

日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物质生活没有特别高的欲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国际名牌和奢侈品是有一种向往的。80年代海外也到处都是日本的旅游团，女孩子可能会攒几个月工资买一个路易威登的包。但是现在为什么优衣库这么流行？因为更多年轻人觉得我没有必要再用名牌来彰显自己了，而且他可能工资没那么高，经济条件也达不到。所以他说简单舒适就可以。新一代日本人的审美观和消费观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财经：山田指出，日本社会是一个面子社会，为了维持一种以前一直就有的中流生活，所以出现了未婚化和少子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降低了欲望，以前的中流生活中的那些品牌现在其实已经不追求了。这种变化应该如何理解？

胡澎：山田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解释现在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想要孩子，或者不想结婚。他说，要是有了孩子，一般日本人会下意识进行一种横向的比较。比如你家孩子去上什么学校、假期去哪里旅游、消费在什么档次等。日本人往往有着较强的趋同性，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差不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和别人差不多。

但如果父母的经济能力达不到，不能让孩子过上那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活，就宁愿不要孩子。结婚也是，如果找一个经济条件不如自己的，意味着结婚后生活水准就会下降，婚后的生活可能达不到一般中产阶级的程度，那样就会觉得没有面子，所以宁愿不结婚，也要保持现在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准。

现在的日本出现的“低欲望世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发生了变化。泡沫经济时期，开好车、背路易威登的名牌包包被看作一种时尚，那是中产阶级普遍流行的观念。现在更多的人不愿意花钱买奢侈品，觉得穿优衣库也不错。不开好车，甚至不去买车，也没有人指责。这种消费观的变化与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财经：中国也面临少子化问题，对照日本社会的变化轨迹，有什么可供借鉴的？

胡澎：对于少子化问题，日本社会的关注和政策出台的确有点晚了。日本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养老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少子化问题的应对较为滞后。当日本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婚育观都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经济的长期低迷，“寄生单身族”和非正规雇佣群体的不断增多，这时候再去出台政策，鼓励结婚生子，效果已不明显了。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虽然放开了三孩的生育政策，但生育率并未明显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欲望也没有多少提高。所以，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还需要关注更多的层面，比如，如何让父母都可以休育儿假，对育儿家庭税收的减免，教育的公平化，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以及母婴室的设立，等等。如何构筑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让女性能兼顾育儿、家庭和工作，是需要政府和社会考虑和探索的问题。

第一财经：“我自己不想结婚”其实是因为“想结婚结不了婚”，“想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其实是因为“想成为正式员工却无法转正”，作者认为日本社会多样性的形成其实并非基于主动选择，而是因为不得已，是“格差社会”造成的风险。

胡澎：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年轻人毕业后在企业就职，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兢兢业业，生活就会得到保障，就会过上体面的、和大家都差不多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自由职业者”或是“自由打工者”群体，表面上是当时的年轻一代对父辈一代固有生活模式的反叛。他们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正式员工”，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活得更自由、更精彩一些，但更多的是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不能顺利就业的不得已选择。

这批“自由职业者”“自由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由于不是“正式员工”，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会保障和职业上升空间，这些都影响到他们的婚恋，所以，人到中年还是单身的情况为数不少。这些都是在日本“格差社会”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第一财经：对于老龄化问题，山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应该改变雇佣体系，让中老年人也能成为正式员工。这让我联想到中国的中年人担心失业和再就业难的现象，很多人都有年龄焦虑，甚至90后也有。

胡澎：中年人一旦失业，再就职是很困难的。山田认为政府应该改革雇佣制度，让从事临时工、合同工、派遣员工等非正规雇佣职业的中老年人能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现在日本流行“人生100年时代”“生涯现役”这样的词汇，也就是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可能要活到老，工作到老，甚至一辈子都不退休。近年来，日本的退休年龄不断延迟，从原来的60岁，有不少延迟到了65岁，有的企业已经是70岁退休，甚至还在探讨75岁退休，基本上就等于干一辈子了。

我国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但中老年人的再就业比较困难。我觉得首先应该从舆论上进行宣传，让大家认同工作、劳动，或者为社会、社区做一些有益的事是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让老年人养成不服老、乐意奉献的精神，不断学习和尝试一些新事物。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老年人才的技能培训，鼓励更多的企业聘用中老年员工，也要营造宽松的有利于中老年人创业的环境。

我研究过日本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的中老年人在非营利组织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养老护理、社区治理、环境美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像小学放学以后这段时间，小孩怎么安全地度过，并不是都由学校负责的，而是动员了一些社会力量和社区力量在做。一些刚退休的人士和全职母亲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儿童教育帮扶的志愿组织，辅导和照看儿童，带领儿童做游戏，开展体育活动。还有的老年人在社区创业，成立二手货交易店、社区食堂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财经：书里还提到了中老年人共享住宅，以及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

胡澎：这体现了山田昌弘对日本近年来成为话题的“孤独死”的一种警觉。如果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未婚或是离异，没有子女，可能真的会孤老终生。他们该怎么办？山田认为要构建一个全新的包容性社会，国家要出台政策给予支持，社区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扶。

为了防止老年人的孤独和孤立，他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从纵向轴或横向轴拓宽人际关系。纵向指的是，比如把侄女或者外甥过继过来，当作是自己的后代，组成一个家庭，将来自己养老也有一个依靠。横向就是你所说的共享住宅，老年人可以招募房客，与自己一同生活，也可以几位兴趣爱好相同的人或朋友在一个共享空间，以一种模拟家庭的形态一起生活，相互关照，慰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