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底部有着4根爱奥尼克立柱、外观为巴洛克风格的“外滩一号”大楼坐落于此。作为万国建筑群的“第一楼”，这里不仅是外滩南面的起点，也见证了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一百多年的变迁。

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的广大华行办公旧址

从刚造完时的“麦克倍恩大楼”，到之后的亚细亚大楼，这座建于1916年、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迎来过很多任主人。从上世纪40年代到抗战胜利后，这里曾是党在国统区内第三线绝密机构——广大华行的办公场所。

在周恩来及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广大华行作为共产党重要的“钱袋子”，和“党的秘密金库”鼎元钱庄等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经济企业，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金融企业共同构成了当时多元的红色金融体系。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陈德翔看来，国统区的红色金融主要表现为：党员自筹或以党组织经费参建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或贸易机构，开展金融业务，补充党的经费，培养金融干部，建立解放区与国统区汇兑和物资通道，以及利用金融机构广 泛接触社会的身份便利，开展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

特殊时期党的“钱袋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地位和地理优势的上海，为中共的红色金融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时，党在上海领导金融系统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条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在金融业建立的统一战线。第二条战线，则是党建立的隐蔽工作战线，彼时，党在上海设立了一批秘密机构和组织，发展党的经济和金融事业，例如，“福兴商号”便是由中共党员熊瑾玎负责筹建、以经营湖南纱布为掩护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提供了场所。

而以“广大华行”为代表的第三条战线则受周恩来及党中央相关机构直接指挥、单线领导，支持党直接或间接开办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采购紧俏军需物资驰援红色区域。

1933年，由卢绪章、杨延修、 田鸣皋、张平、郑栋林五位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的广大华行，主营西药和医疗器械邮购业务，同时，他们参加“洋联”、“华联”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有三人先后入党。“八一三”事变后，又在昆明、重庆、成都等西南大后方设立了分支机构，广大华行也成为党的秘密机构。

广大华行创办人。前排左起: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左 起杨延修、郑栋林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党组织形成了“三条线”的格局， 第一线是公开的，第二线是各省市的地下党组织，第三线则是绝密的“隐蔽战线”。此时，第三线的载体——广大华行，已经发展成一家颇具规模的股份制公司，也由党的一般掩护体转为隐蔽最深的经济和秘密联络机构，平时专门从事经济工作，为党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和调剂经费。

“广大华行从1940年开始从事金融业务，通过公司的汇兑业务调剂上海党组织与大后方党组织的资金。1944年投资建业银行，共产党资本占44%，从而控股。”广大华行创办人之一杨延修之子杨昆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想要回到上海非常不容易，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身份回上海参加伪卫生局接收。当时，他乘坐了从重庆回上海的第一艘轮船，同船乘客都是“接收大员”。他把广大华行的总部也回迁到上海，并找到了办公地点——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一层的办公室。这给广大华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商业形象。

上海中山东一路上的亚细亚大楼

究竟该如何定位广大华行？用杨昆华的话说，“广大华行是共产党掌管的股份制企业”，这句简单的概括背后，串联着一个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由于是股份制公司，首先，广 大华行的股东就特别复杂，国民党四大家族都参与其中。比如，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了上海中心制药 厂，和宋子文合作开了中国皮毛公司，蒋介 石大舅子毛庆祥等也都跟广大华行有关系。此外，股东中还有不少著名的工商业者，如卢作孚、范旭东、包玉刚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好经营也是很复杂的。既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又要保障党的资金供给。而给党的资金，大多十分紧急，金额又大。因此，广大华行日常的经营运作往往是经济和斗争交织在 一起。

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全体员工合影，前排右 一为杨延修

“如何给党合理地提供资金，尤其困难。”杨昆华说，比如应该怎么把钱取出来，如何安全地运钞票，怎么把公司账目做清楚，都需要一一解决。

例如，当时取钱不像现在随时去银行这么方便。国民党当局只要发现有人要提巨款，都会让银行提供新的大额钞票，这样便于跟踪提款的人。“党于是找到了比较好的银行界朋友包玉刚、卢孟野帮忙，通过他们提供旧钞票、小额钞票。”

像这样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组织不止广大华行一个。位于上海滇池路口四川路的鼎元钱庄，就是突破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的一个关键机构。

1946年在上海筹建的鼎元钱庄表面上经营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业务，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钱庄和地下枢纽站。1947年，鼎元钱庄在上海营业，并在高邮、淮阴等四地设置分部。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大量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此外，由于鼎元钱庄开展的业务极广，票据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较大，通过票据交换、汇兑，逐渐冲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上海鼎元钱庄旧址

除了鼎元钱庄，同庆钱庄也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之一，主要为新四军筹措药品和食品所需的经费等。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钱庄主要承担了两个职能，一是为根据地、解放区筹措资金；二是将新四军、解放军在后方的物品秘密运到上海，销售后再将资金储存到钱庄。

和当代的金融人不同，由于外部环境极为艰难，当时很多钱庄的创办者都会同步开展其他生意。同庆钱庄创办者后人、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曾参与了“同庆钱庄”的创办，而曹启东也曾在面粉厂任职。曹可凡回忆道，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曾跟他讲，工作过程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办公室里间是共产党在交流，外面则是国民党在协商。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开展金融业务的艰辛。就这样，曹启东借助在商界的特殊身份，行走在不同的条线，秘密帮助党组织和解放区运输物资。

令曹可凡印象颇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解放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有一天，一位神秘人物带着一大箱簇新的金圆券来到钱庄。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淮海战役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被缴获后，往往迅速运往上海，通过同庆钱庄等金融机构进行兑换，换取黄金，从而实现保值。

就这样，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像广大华行、鼎元钱庄这样的组织得以长期隐藏下来。

陈德翔认为，与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在于，国统区的红色金融主要体现在运营主体基本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机构，更具有隐蔽战线的特点。而且这些运营主体除了银行和钱庄之外，还有贸易机构，因为贸易公司可以方便资金汇兑，加快资金融通，为党筹集资金和物资。

“钱袋子”的生意经

不管是广大华行，还是鼎元钱庄，作为党管的“钱袋子”，最主要的任务还是长期为党提供和调剂经费，解燃眉之急。

例如，广大华行在1942年为韶关地下党提供了85000元法币，1949年给党又一次提供了100万美元。

“1946年，购置南京梅园新村30号、35号、17号，上海思南路73号、71号周公馆(这两处均为抗战后和平谈判时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的经费，就是出自广大华行。这一年，广大华行集团营业额已达119亿元，净利润达39亿元，成为执政前共产党掌管的大企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何成钢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

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原马斯南路107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用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根金条买下的

而鼎元钱庄的多笔业务同样重要：注入20%的股 金，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投资260两黄金，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拨出100两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全部运抵东北战场。

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这些隐蔽战线下的企业和钱庄，是如何“料事如神”、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遇的？

除了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还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灵活的经营方法。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广大华行黄金失窃后的“盘尼西林”事件。

杨昆华介绍说，1946年2月4日(大年初三)，父亲将八九百两黄金金砖分装在两只皮箱内，随身携带乘飞机回上海。到达当天，虽然大部分在交易所交割掉了，但晚上存放在亚细亚大楼广大华行总经理办公室保险柜里、供业务和党作备用金使用的2万多美元、90多两黄金全部失窃。

杨昆华说，父亲他们当时心里虽然特别紧张，但立即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紧急从各个分公司抽调资金。

他们又让美国分公司赶紧空运一批紧缺的药物“盘尼西林”来上海，并大作宣传，在大街小巷墙壁、路牌张贴，再到电台播出广告。于是，人人都知道了美国新药盘尼西林。果然，不出一周，这批新药赚了10万美元。与此同时，杨延修、卢绪章等人还通过当权人物催促警察局迅速破案，追回了部分失窃钱款和黄金。

像这样惊险复杂的事件时不时就会发生，而在杨昆华看来，广大华行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成功运营并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执行统一战线方针，还离不开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凡是重大的决策都是由 (中央军委)周副主席牵头的”。

1949年3月，党中央指示广大华行并入香港的华润公司，广大华行为华润公司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成为初创的华润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根据党中央指示，杨延修等人离开香港前往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后，杨延修等共产党员将个人在广大华 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 开始新的战斗，随后又在1979年9 月参与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范永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杨延修等老一辈爱建公司创始人， 解放前作为地下党员从事经济工作，参与到实业救国的洪流中，解放后又通过经济工作支持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带头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在1949年之前，他们就做得很好，”范永进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始人们在爱建的“梅开二度”也离不开他们在广大华行的经验。

解放前，杨延修协助卢绪章先后在民安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在民孚企业公司经营国际贸易。广大华行还投资过银行、钱庄、药行、信托公司等。在香港，他们又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地产公司等。企业管理制度上，广大华行大的资金调度、人员任用等权力都在总行；坚持执行年终分红制度，并将一部分红利转为公司股份，使职工成为公司股东。

最重要的是，“公司每个重大决策，最后都要取得周恩来同志同意才实施，这也是他们成功经营的秘诀。”杨昆华说。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爱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