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来自安徽皖南，65岁，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工，今年选择留沪过年。

留下来的原因，除了疫情原因，老程告诉笔者，春节三天的加班费不是他留下来的主要目的，主要还是因为他这工作比较特殊，过年期间医院需要留下一些护工照顾病人，老板希望有人能留下来，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当然这个老板不是来自医院，老程也不属于医院编制，而是来自医院聘请的第三方护理公司。老程跟这家公司只是维持一个简单的聘用关系。公司每个月给他2400多元，刚好是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线，其他吃住和保险之类一概不管。

对于这份工作，老程很珍惜。他说，事情不重，就是带病人去进行一些检查，虽然老板不管吃住，但因为在住院部，有空床可以蹭住，吃饭在医院食堂也很便宜，加上不抽烟不喝酒，偶尔就是买点手机通话费、流量费和一些生活用品，一年下来，可以存下1.8万元左右。

这个收入，比他在农村种田要强。老程说，多年前在老家，他种了14亩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纯收入还不到9000元。主要现在种田成本太高，耕牛也没有了，打田、抽水、农药、种子都要买起来，粮食产量还得看天吃饭。经过测算，他还是觉得出来打工划算。他说，趁他现在还干得动，有人要，存点钱养老。老家的农保，每个月100多元，根本不够用。

说起现在的农村，老程有时也有点怀念，他说老家山清水秀空气好，经过这几年扶贫和乡村振兴，水泥马路都通到家门口了，交通很方便，再干几年在城市没人要了，还是要回老家养老。对于农村的缺陷，老程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农村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人气，乡村旅游只适合特定地区。另外就是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行，看个复杂一点的病，还得去县城或者市一级医院。

笔者观察下来，像老程这种55岁或60岁以上、没有技术的老民工，在城市中其实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数是第一代农民工，大好年华贡献在中国近40年城市的大发展上，但因为没有技术，工地上的重活已不适合他们做，回到农村种地又不划算，为了减轻子女负担，他们依旧想发挥余热赚点钱，很多社区的保洁员、小区或大楼门卫、公园的绿化工人、仓库清点工、医院护工等，是他们发挥余热的最好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群体。国家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下了一片新天地。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只能给他们带来温饱，而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走出农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举老程这个例子，是想从中探讨一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农民的养老、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怎么走的话题。

打赢脱贫攻坚战无疑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这意味着在占全世界18%的人口中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这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甚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又是更大更艰巨的任务。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甚至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也是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全面小康，到脱贫成果的巩固，到乡村全面振兴，再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既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传承接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在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家很大的重心工作放在了农村。我们依然是个农业大国，还有近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的生产力依然落后、治理效率还很低。这是中国的基本盘。

在梳理完这些大背景后，我们再回到前面老程这个典型案例背后反映的新“三农”问题，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城乡格局中来统筹，而不能就农村问题谈农村问题。

首先，是农民的养老问题。现在的新农保，显然已经不能支撑农民养老，比如包括老程在内的很多农民，大部分是一百多元一个月，待遇比城镇居民养老相差太大，也不够基本生活。这个差距的产生，是因为考虑到农民有土地，可以解决部分生活保障问题，但现在土地已经成为鸡肋，很多农民其实并不想耕种。农地不实现流转，不规模化生产，使用效率太低。特别是南方丘陵地带和山区的土地，如果不规模化开发，价值不大。这些地方的农地最多只能满足温饱问题，无法带来更大财富。所以，在脱贫之后，如何让这些地方的农民富起来，需要另辟蹊径。

关于农民的养老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比如浙江地区，鼓励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些找不到单位的农民，可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城镇养老保险，而且不受户籍限制。但这种方式，前期需要缴纳的费用太高，也许比较适合浙江富裕的农村，但据了解，其他一些推出类似政策的省份参与积极度不高。

其次，是城镇化问题。根据相关部门公布数据，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这里面的差距，其实主要是2亿多的农民工，这里面有很多80后、90后甚至00后，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农村已经很难了，如何让这部分人扎根城市成为“市民”，从而让他们的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资源、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容易的阶层跨越，是一个大课题。

而且，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城镇化率还将提高，未来15年甚至可能达到75%，这意味着还有更多的农民要进城。

当然，很多问题，当时看起来很艰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比如户籍制度问题，在二三十年以前，被诟病很多，而且被认为是中国城乡二元割裂的主要障碍，但现在户籍问题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城市都放开了落户限制，成为城市居民已经很容易。但是除了落户，如何扎根，如何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次，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如何相辅相成的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现在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儿童，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城市务工，很多农村成了空心村。所以在城镇化不断加速推进的同时，乡村振兴显然不能一刀切全面推进，也不是说要号召这些农民工回到老家，这并不现实，还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展开。

比如有些地方适合搞乡村旅游，有些地方适合大规模农业化生产，有些地方适合搞养殖，有些地方在城郊适合跟城市一体化发展，这些地方容易振兴起来。但也有很多地方，地理位置没有优势，自然环境也不优良，土地又无法连片耕作，生态环境还很恶劣，这些地方的农民，搬迁或者出来务工，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决策部门，就需要提供相关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让他们流动更方便更自由。比如医保异地结算，就是一个很好的改革设计，可以让老程这样的打工人，也能享受到上海的先进医疗资源。

可以预见，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还是迈向共同富裕，未来十多年的中国，仍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员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转移和流动，同时也将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迈入中产群体。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设计好制度框架，让更多像老程这样勤奋的中国人自由选择，尊重他们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未来可期！美好可期！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